【白夜谈】赛博时代的葬礼大概是反射人生最好的镜子
我的家庭似乎有点特殊，想来是当年“晚婚晚育”政策履行得太好了。我祖父30岁才有了我父亲，我父亲40岁我才出生。所以我还未成年，家里的四位老人就已经走了三位，算上因癌症英年早逝的亲戚还有高中的班主任，葬礼可能已经成了贯穿我从幼儿到成年的长久记忆。
外祖母去世的时候我才3岁，连真正对世间的理解都尚未形成，还处于对死亡懵懂的状态。但依然记得当时的我还在母亲怀里，却想隔着水晶棺去触碰被葬仪师化妆得红光满面、像睡着了一样的遗体。
祖父走的那年我13岁，但作为家里唯一的“直系孙子”，我成了在卡车后斗上站着捧遗像的人，顶着新年刚过不久依然凛冽的寒风，带着老人一路奔向生理死亡的终点。
高中班主任的逝世则在17岁的高二，我们班作为全校唯一换了班主任的班级，一切都发生得突然——此前才听说康复的消息，却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尘埃落定。依稀记得的只有放学后全班同学集体赶到老师住处的灵堂拜祭，还在第二天的校门口沿路站成一排目送车队。
因为代沟加上生活方面缺少交集，人除非是被一手带大，否则很难对长辈有什么特别的感情。不过生死无常，大概是每个参加过葬礼的人共有的感受，即使是陌生人的也一样，更何况今年也确实听闻了许多名人的离世。就像父亲向我提起他的一位朋友在骑车时一头撞向路沿石，磕到了脑袋，然后再也没有醒来。
每到逢年过节，父亲便用自己的手机让祖母和隔了近半个地球的我视频通话，但在去年中秋，他没有和我提起老人，只是单纯地关心了我的近况。那时起，我就隐隐有所察觉，也成了我今年回国的契机之一，最后不出所料得知了老人住院的消息。
祖母只读过一年中学，后来做了半辈子的小学老师，时常向我提起那个年代青衣黑裙的校服，还在我出国那年留下了一页笔记。
“希望你在原有学习的基础上学好本领，前途无量！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奋斗！——奶奶的祝福”
也许因为我是家里仅剩还没成家立业的孙辈，也许是我确实勉强算得上有点出息，老人对我这个所谓的“直系孙子”还算不错。病床前已经九十高龄的祖母抓着我的手，说自己在电视里看到的山火和疫情，说自己怎么怎么担心我的安危，不断重复着“回来就好，以后就留在父母身边”。但据负责照顾的亲属说，老人在住院时极其蛮横，完全没有鲐背之年应有的豁达，往往闹腾到医护人员都主动避开，甚至一度拒绝治疗，只是因为害怕“他们要抽我骨髓做药”。
今年中秋最终成了此生最后一次见面。祖母在家还能坐起身来抱怨我该去“剪剪头发，别学外国人去搞什么个性”，十几天后就在医院里穿上了寿衣，就像“医疗监护状态”没持续多久便结束的伊丽莎白二世。
再次回到祖母居住的老屋，“这栋的，以前是老师……”的消息已经成了小区四邻谈论的话题，原来的客厅也铺上了蒲团、放好了火盆。餐桌改成了供桌，桌上香炉几近插满，两根电子蜡烛散着幽幽的红光。这些平时不常见的物件很难给人什么实感，直到我看见了那台被老人当做收音机的三洋牌磁带录音机。
因为看不懂上面复杂的文字和杂七杂八的按钮，这台机器在我的童年中占据了一个小角落，逐渐生根发芽，小小的我梦想有一天能弄明白这个大家伙。而再度回到那个角落，那里矗立着一棵枯萎的大树——上面的文字和按钮的功能我已经可以轻松理解，但应该再也不会有人去使用它了。
除了被淘汰的老物件，移风易俗大约是时代发展最直观的体现。葬礼早已不是什么香烟缭绕、爆竹阵阵、哭天抢地的亲属和总是跑调的乐队，而是医院结账、死亡证明、葬仪行程、火化手续还有永远都扯不清的财产继承。
乐队和爆竹早已被车载音响和电子鞭炮机代替，上香跪拜烧纸钱也变成了专业人士指导下的流程，又不知加入了哪里来的传统，加上了跨火盆、喝糖水、吃香糕的步骤。在这赛博时代，火盆是玻璃地板下的虚拟碳炉、糖水是工业量产的雪碧、香糕倒还是小时候吃过的片糕，但纸包也换成了今天小份的塑料包装袋。
除了清明冬至，陵园不会熙熙攘攘，但永远都有人到来。新来的灵车挂着音响，拖着长音播放久石让或班得瑞的曲子，由远及近再及远。有时后面跟着一两辆轿车，有时又是长长的商务车队加上几台旅游大巴，只有载着花圈纸钱的卡车坚定地跟在每一个车队的后面。门口小摊用塑料桶盛着各色的菊花，进来的人驻足于此，买走一朵又一朵，“支付宝到账”的提示音时断时续。它们被剪掉茎秆、包成花束，再被撕成碎片，残骸伴着贡品香烛，铺满了碑前的大理石。
虽然“文明祭扫”的口号喊了不少年，但传统终究无法在短时间内消灭殆尽，尤其是在这么一座三四线的小城。用于焚烧的区域一缩再缩，最后变成了一小块随意翻过的泥土地，放眼望去是仍在不断扩张的陵园建筑。
伴随着民间世俗信仰由生到死，中国人很神奇地相信人在死后依然过着世俗生活。亲戚们给“团聚”的老两口买了成箱的元宝金条、纸钱银票、衣服鞋袜、手机汽车，外加一栋三层高的大楼。这栋楼用木框和纸板糊成，甚至还做出了门和家具，正面贴着网络图片素材里剪下来的司机和佣人，反面印满了日立空调的室外机。
祭扫的亲人们在“室内室外”塞满铺遍这些黄白之物，再将其付之一炬。借着风势，火烧得很旺，熏得人几欲流泪，也呛得远处一只好奇观察人类行为的三花猫跳下土坡，一头钻进了不远的树丛。
小学时家里给我订了一本叫《作文大王》的杂志，父亲曾指着某一期叫《孝道分割线》的文章甩在桌上叫我反复看，虽然沟通方式让人不怎么舒服，但内容我确确实实记到了现在。文章大意是写某些亲属在葬礼上表现夸张，极近悲痛之能事，生前却并不怎么照顾死者，葬礼一结束就快活去了；相反，另一种人生前尽够了孝，在灵前反而显得麻木。不得不说这个对比经过时间的考验，在赛博时代依然有效，至少我能在父亲赶往医院时的慌乱、遗体告别时的沉默以及与亲友交谈时的哽咽中感受到。
而就在我动笔时，亲戚们已经翻出了那间旧屋角落里民国十年的袁大头，发在家族群之后找人估价去了。我关掉微信，开始劝说母亲去报个老年大学。
老人不在了，过年时的亲人团聚还会有吗？我没有答案，转身打开了游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