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昊宇：北约“亚太转向”加剧联盟困境
北约华盛顿峰会9日召开在即，尽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称这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具雄心的一次峰会”，成立75周年的北约却正面临着深刻的“内忧外患”。欧洲地缘冲突的长期泥潭化、美国大选前景的不确定性，都给这次峰会蒙上了阴影。作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要盟友，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连续第三年获邀与会，但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的宣布缺席，给拜登政府试图彰显其全球盟友“大团结”的努力浇了盆凉水。
据会前披露的消息，此次峰会将重点讨论三大议题：一是乌克兰问题，包括对乌援助和乌加入北约事宜；二是强化防御和威慑能力；三是“深化与北约印太地区伙伴的合作”。但这一切在北约内忧外患的形势面前变数颇多。
作为奉行集体安全理念的政治军事同盟，树立共同的外部威胁是北约存续的必要条件。北约的作用本应随着冷战结束而终结，但在美国维护自身单极霸权的价值观及利益驱动下，北约靠着不断制造新“对手”而续命。5年前，由于美国领导角色的动摇和对外政策不确定性升高，北约内部出现一系列紧张和分歧，尤其是欧洲成员缺乏内部战略协调，以至于法国总统马克龙多次抛出北约“脑死亡”的观点。乌克兰危机仿佛给北约打了一剂“强心针”，重新凝聚起其内部共识，并且实现了新的扩员。
令人费解的是，北约似乎并不急于优先解决身边的地缘危机，而是急不可耐地把触角伸向亚太。2022年马德里峰会上，北约在“战略构想”中把中国定位为“系统性挑战”，表露出遏制中国的战略指向。在美国“印太战略”的指挥下，北约强化了其在亚太地区的军事存在，英、法、德、加等北约国家不断派舰机参与亚太地区的多边联合演训，日韩澳新四国领导人也连续两年参加北约峰会，与北约在“个别伙伴合作计划”下强化军事安全合作。美国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与亚太同盟体系在“印太”地区合流，使“亚太北约化”和“北约亚太化”得到同步进展。
但北约的“亚太转向”进展并未完全如美国所愿。一方面，北约设立东京联络处的计划由于法国的反对而搁浅；乌克兰危机延宕，一些国家出现“援乌疲劳”，匈牙利在对俄关系上“特立独行”也令北约高层头痛不已。欧洲多国政局生变，难免影响到北约在亚太方向的军事投入。
另一方面，亚太四国也是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与北约的融合面临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日本在这一轮“北约亚太化”和“亚太北约化”中充当了急先锋和“带路党”，但首相岸田文雄支持率低迷，执政前景暗淡，其激进强军扩武路线面临内外多重制约。韩国执政党在国会选举中失利后，尹锡悦政府也不得不对“对美一边倒”的外交路线作一定调整。最近中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得到改善，澳遏华动能亦明显削弱。而新西兰虽是“五眼联盟”成员，却一向对掺和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兴趣不大，因而一向被美国视为遏华同盟链条中的“薄弱环节”。
尽管如此，美国及其部分盟友依然固守冷战思维，未来也还会打着“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安全不可分割”等旗号，在亚太地区布局大国竞争和阵营对抗。在拜登任内，美国在亚太地区初步打造了一套网格化、复合型、圈层嵌套的“小多边”盟伴体系，尤其是与日韩澳菲等盟友加快建立联合指挥和一体化威慑体系，使亚太地区与北约的安全结构越发相似。
但从现实层面看，“亚太版北约”能否成型，一方面取决于下届美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取向和战略资源投入，另一方面更严重受制于亚太地区利益融合、多元包容的现实。如今，中国是日、韩、澳等美国地区盟伴的首要贸易伙伴，各方对于潜在地缘冲突的利益诉求和风险承受能力不同。而东盟等地区关键力量反对“新冷战”的态度，也会对亚太地区美国及其盟伴的“小多边”朝着统一的集体安全架构方向发展形成阻力。在中短期内，基于北约式法律条款和制度安排的“亚太版北约”应该很难出现。
和平、发展仍是全球的主基调，北约要找到并维系一个所有成员共同的“假想敌”实非易事。对北约这一庞然大物而言，“肥胖”带来的一系列“并发症”正在显现，而无节制扩员、战略触角外延，会让成员利益诉求进一步分散，造成管理运行成本上升，最终只会加剧顾此失彼的联盟困境。北约在“亚太转向”过程中表现出的进退失据，恰是对其困境的一种反映。（作者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