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媒：为不道德辩护，西方患“政治分裂症”

香港《南华早报》11月10日文章，原题：加沙和“儿童的坟场”：西方政治的道德衰落 不管你的政治信仰是什么，现实是本世纪最糟糕的战争都有一个共同之处：西方的干预、煽动或历史瓜葛，俄乌冲突和新一轮巴以战争都是如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并没有发挥其自诩的全球和平缔造者的作用，相反，其所扮演的角色被世界上大多数人视为自私自利、煽动、支持和深化这些冲突。对加沙平民长达一个月的恐怖袭击让旁观者感到震惊和麻木。世界各地的人们都在想，西方大国为什么阻碍停火的呼吁。

反复阻挠

西方大国对停火方案的阻挠使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浮出水面：西方社会，尤其是其政治领导人道德破产的原因是什么？世界各地都在问这个问题，包括西方一些主要的公共知识分子。我有几个在不同机构工作的欧美朋友，他们在聊天群里提出了同样的问题，但不敢公开表达自己的担忧。尽管在西方有很多关于言论自由的夸张言论，但这里有一个明显的障碍：害怕被指责为反犹分子的恐惧根深蒂固，即使只是要求停止流血冲突。这让西方许多人噤声，也让西方政客失去了道德指针。

现实情况是：西方政治话语的质量正在加速下降，原因来自一种复杂的精神分裂症，这种精神分裂症与它无法面对过去有关，对自己在快速变化的世界秩序中不断变化的角色感到不安，还有一种后工业时代带着优越感的个人主义心态。

西方无法适应变化的世界

由此产生的真空已经危及世界和平，不是因为世界其他地方正在寻求西方的领导，而是因为软弱的西方领导人仍然坚信西方优越，必须保持其对其他国家的霸权，因此毫不犹豫地通过干预和军事优势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世界。

就像在越南、伊拉克、阿富汗，以及现在的乌克兰和加沙一样，“保护的责任”显然是一种使暴行成为可能的选择，与西方维持其在全球等级秩序中的地位的需要保持一致。大屠杀很容易被记录下来，而且有那么多儿童被杀害。尽管如此，西方领导人从他们为自己创造的荒谬地缘政治思维领域的深处，发展出了为不正当和不道德辩护的叙事，世界需要拒绝这一点。

西方对自己的例外主义

在国际事务上的口是心非和欺骗已经成为西方的常态，近几十年来，西方已经制定了新的标准。只要看看围绕这场冲突的叙事就知道了。西方领导人用这些叙事来为杀戮辩护，同时让自己占据道德制高点。就美国而言，拜登政府声称谴责持续的暴力，却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数十亿美元的资金和武器。最近披露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就连美国的外交官也被激怒了。备忘录写道：“当以色列支持定居者暴力、非法夺取土地或对巴勒斯坦人过度使用武力时，我们必须公开表明，这违背了美国的价值观。”

我们的词典里几乎找不到词语来描述西方这种行为。我们也许需要用“道德精神病”或“偏执精神病”这样的术语来构建西方对冲突的反应。对俄乌冲突的反应笼罩着同样的精神病，将这场冲突归结为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战斗，同时对两国复杂的历史集体失忆。普遍的愤怒导致各方集结资源对抗俄罗斯，并加剧了战争，而不是寻求和平谈判，理由是入侵破坏了神圣的主权规则。然而，当涉及到巴勒斯坦人和加沙时，支持的却是占领、限制人权和允许杀戮，种族主义色彩如此明显。西方对这两场冲突的反应充分揭示了西方对自己的例外主义的欣赏。

在一个新兴的多极世界秩序中，西方无法与日益崛起的全球多数国家分享权力，这使其深感不安全和咄咄逼人。它正在回归到历史上非常擅长的做派：用暴力维持权力。西方政治领袖和道德瘫痪的公民打着同一个民主的旗号，在世界各地制造恐怖事件，自以为是。（作者钱德兰·奈尔，陈欣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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