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颐武：特定场合使用手机该有个度

9月19日，全球知名的摄影家斯蒂芬·肖尔在中央美院作讲座，一些听众在讲座过程中看手机，最后肖尔中断演讲离开现场。后来，主办方对此事作出回应，一方面提到在讲座的现场应该有更明确的礼仪规范，另一方面也解释了相当多的听众是在用手机做笔记，希望和摄影家沟通说明。当肖尔听说实际情况之后，称自己的心情有了一些宽慰。

这件事引发的热议触及了几乎成为现代生活“必需品”的智能手机在一些场合是否存在使用限度的问题，其实也涉及一般的公共礼仪和规范。这事情看起来并不大，但它其实既是日常生活中经常遇到的，也通常是没有清晰边界的。一方面，无论是在课堂还是讲座，抑或会议现场，对于主讲人来说，听众们长时间低头看手机，难免会产生是否在认真听讲的怀疑，进而产生不受尊重的不良感受。有时候，听者台下用手机浏览其他内容作消遣，甚至是玩游戏的状况是现实存在的。另一方面，得益于智能手机的丰富功能和便捷性，很多时候也确实会有人使用手机做笔记、录音、即时查询讲座话题的相关资料。在许多场合，也有习惯用手机将现场的PPT等内容拍摄下来的人。这些状况也都是现实存在的。所以，这样的复杂情况一直是手机使用在讲座、课堂等类似场合会遇到的矛盾状况。

如今，手机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件通信工具，而且是高度综合性的个人终端。不仅整合了各种沟通和信息交流功能，也能够处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手机深度地介入了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是我们和外部世界连接的关键。如在讲座、会议这样的场合，带着一部手机，我们原来使用的纸本和笔、电脑或平板都不再需要，确实带来了巨大的便利。同时，有些人变成了“低头族”，无论对讲座本身还是对主讲人，都缺少了最起码的尊重。在一些需要聆听、思考和专注的场合如何把握好使用手机的限度，其实是手机普及之后的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

过去，手机功能局限于通信，人们对于手机的用途也相当明确，在讲座等场合使用手机往往被公认为在处理其他事务。随着手机整合了越来越多的功能，用手机做笔记确实比一般手写或用笔记本电脑等更为便捷，而手机当下性能的强大也为随时服务于记录讲座等的内容提供了巨大的便利，同时还可以查阅和讲座或讲课相关的一些网上内容，更好地了解讲座内容，如对一些不熟悉的人名地名，演讲者可能并没有详尽说明，用手机在网上即时查证或取得参照往往也是相当方便于听者的。当然，对于像演出或电影放映等场合，严格规定不得使用手机是理所当然的，公众这方面也有充分的共识。同样，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比如重要的会议、讲座，需要讨论和思考的课堂、与人面对面的交流等场合，过于频繁的手机使用会对参与的双方产生不好影响，这不仅是尊重的问题，更会影响到会议、讲座和课堂的质量。这次的事件就凸显了这种矛盾性，也凸显了社会确实需要明确“适度”使用手机的规范和礼仪。

这种使用手机的礼仪，既需要事先明确规范，也需要一般公众的自觉。在一些重要场合，当然应该事先明确不应在场内使用手机或对手机声音、灯光等作出限制规定。如果出现违反的状况，主办方有责任加以制止。提前对参与者作出明确的要求，让特定场合明确的事先规约，成为活动参与方的共同遵循。明确清晰的规范往往能够自然而然地化解问题。而在并没有或并不需要事先规范的场合，人们也应当注意使用手机的礼仪，尽量避免在一些较为正式的场合，长时间地浏览手机，自觉地控制使用手机处理不相干事务的频率。这应该是一种出于人与人之间基本尊重的行为，也是一种必要的自我规范。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手机使用上其实也是如此。（作者是北京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