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付东：对华“秀肌肉”并不能让韩国强大
作为中国的重要经贸伙伴和邻国，韩国的对华认知正在发生中韩两国建交以来的最大变化，呈现出保守化、阵营化的倾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韩国政府如今存在的对华认知三大误区。
一是认为中韩之间的竞争性超过了互补性，对华威胁认知增加。不少保守的韩国政治精英认为，中国的持续发展对韩国未必是机遇，韩国需要对中国进行制衡。在地缘政治方面，他们认为，随着综合国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很可能会追求地区霸权，对韩国构成安全威胁。在经济和科技领域，这些人认为，韩国主要产业领域对中国的领先优势将大幅缩小甚至被超越，韩国产业沦为中国下游的风险上升。为此，韩国一些执政精英主张“韩国通过中国实现出口经济繁荣的时代已经结束”，应寻求中国市场的“替代方案”。
二是认为美国在中美战略竞争中占据优势，而且美国赢得博弈对韩国更有利。韩国现政府的外交决策层多是保守的亲美人士，他们在美国接受系统教育，对美国有着根深蒂固的认同。他们将中美战略竞争视为零和博弈，认为美国赢得中美战略竞争的可能性更大；美国继续保持霸权地位更加符合韩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希望美国赢得中美战略竞争。他们甚至试图在美韩同盟基础之上构建对华关系，认为由于中方正面临来自美西方的围堵，所以韩国即使与美西方抱团，也不会受到来自中方的惩戒，反而可能得到中国的安抚和拉拢。
三是指责上届政府对华外交是“屈从”外交，主张与中国“相互尊重”。近年来，韩国综合国力持续增长，国内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希望韩国做有国际影响力的强国，在对外交往中愈加敏感。为了凸显与上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不同，尹锡悦政府炒作中国对韩“蛮横”，主张与中国建立“相互尊重”“基于国家利益和原则”的对等关系，认为中韩合作“应该以安保问题不能影响经济问题的原则为基础”。
韩国对华负面、威胁认知的增加，意味着其有意愿对华开展制衡；看好美国在中美博弈中的前景，意味着其在关键议题上可能更倾向站在美国一边；主张与中国“对等”，则意味着其在双边敏感议题上更趋强势。然而，它这样的对华认知存在明显缺陷和矛盾。
首先，过度夸大所谓“中国威胁”、忽视中国机遇，极易造成韩国对外政策的偏差。韩国政府将中国崛起妖魔化、威胁化，缺乏依据。中国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过程中发挥的引领性、建设性作用有目共睹，中国也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公共领域行动。两国建交以来，中国对韩国长期保持巨额贸易逆差，是冷战后韩国经济维持快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在与韩国的历史问题、民间纠纷等具体争议上，也一直以低调温和的态度妥善处理，与一些国家对韩趾高气扬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事实上，中国的巨大市场和完善的产业体系对韩国始终是重要机遇。只是随着中国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双方正在形成新的分工结构和产业链体系。韩国多数精英推崇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也认为，即使是两个发展程度类似的国家之间也会享受到比较优势和国际分工带来的福利，而且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会在双边贸易中受益更多。
其次，中美战略竞争并非零和博弈。中国主张各美其美、合作共赢，无意取代美国。即使拜登政府目前加大对华打压，也坦言中美在许多领域需要合作，不谋求和中国“脱钩”。作为非当事方的韩国却急于选边站，无疑将恶化自身的和平发展环境，并加剧东北亚地区紧张局势。事实上，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已经引起国内舆论的担忧和批评，担心韩国过度追随美日引发中俄朝等国的不满和反制，这也是尹锡悦政府支持率长期在30%左右的低位徘徊的重要原因。
再次，美韩存在结构性矛盾，韩国在中美之间的“对美倾斜”未必能换来预想的收益。尹锡悦政府试图打造“全球枢纽国家”，让韩国成为有影响力的全球大国。全球大国应该有较为独立的外交、军事政策，而非对特定大国亦步亦趋、沦为棋子。在政治上，美国所构建的同盟体系本质上是霸权体系，美国居于该等级体系的顶端，其盟国在主要议题上往往是跟随、附庸的角色。在经济上，拜登政府延续了上届政府的“美国优先”政策，强调盟国“反哺”美国。在美威逼利诱下，三星、现代等韩国财团对美投资数百亿美元，引发韩各界对本土尖端产业空心化的担忧。
最后，正如许多韩国学者和政治家所忧虑的，尹锡悦政府持续炒作中国议题服务于国内政治和党派利益，韩国家利益反而日益边缘化。韩国主张的“相互尊重”原则，与中国长期主张和实践的各国无论大小都应平等相待的原则并不矛盾。但尹锡悦政府出于国内政治考虑，试图以高亢、激烈的对华言辞“秀肌肉”，在台湾问题等核心议题上不断挑战中国底线，一些韩国高官数次公开唱衰和指责中国，刻意制造摩擦紧张，并污名化中国表达自身战略利益关切的正当举动，其主张的“相互尊重”是选择性和片面的。这与其对美日等国亦步亦趋的做法相比，无疑成为大型双标现场。
在上述问题不断凸显的情况下，韩国政策界要求政府尽力维持好中韩关系，避免因倒向美国和修复韩日关系而导致外交政策失衡的声音越来越多。当前，对外经济依存度长期高达60%以上的韩国正面临着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最严峻的高汇率、高通胀、高利率、贸易逆差等问题，想要应对这样的困境，继续加强同中国正常的经济合作必不可少。与此同时，中韩在环境、气候、能源、全球化、地区合作等一系列全球性和地区性问题上也存在很大合作空间。就此而言，韩国急需破除对华误区，推动对华外交重回正轨。（作者是山东社科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主任、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