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艳荣：日本为何治不了“不登校”教育顽疾
“不登校”，是日语中描述拒绝上学现象的专有词汇，它指的是中小学生因某种心理上、情绪上、身体上或社会上的原因和背景，不去上学或者想上学却不能上学（不包括疾病或经济上的原因），1年缺勤30天以上的行为。日本的“不登校”问题由来已久，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出现至今，已成教育顽疾。近10年，日本“不登校”人数持续攀升。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10月公布的调查数据显示，2022年，日本小学生和初中生中，“不登校”人数激增至299,048人，比2021年增加了54,108人，占在籍学生总人数的3.2%。“不登校”人数之多、增幅之大均刷新了历史纪录。
该数据一经公布，随即引发日媒热议。其中，既有“日本教育已然崩溃”的悲观看法，也有日媒乐观地认为，“不登校”人数增多从侧面说明该行为得到了越来越多家长和教师的理解与包容，也意味着能为不愿上学学生提供援助的社会机构增多了。悲观也好，乐观也罢，“不登校”问题加速恶化已成不争的事实。
那么，日本的“不登校”人数缘何爆发式增长？此次调查发现，学生的无力和不安是“不登校”的首要原因，其占比高达51.8%。尽管日本政府认为，“不登校”人数激增是新冠疫情所致，但从“不登校”问题的恶化过程看，疫情只是催化剂，更深层的根源在于日本高压力、高竞争的社会环境下，长期形成的教育积弊及由此引发的心理危机。
日本是典型的压力社会和竞争社会，这种压力和竞争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不断加重。“不登校”问题出现之时，正值日本进入经济高速增长之际。在当时整个社会强调学历主义的氛围中，学历成为评价人的最重要标准，由此引发的“教育内卷”成为“不登校”问题出现并不断恶化的源头。
日本社会富裕后，中产阶层逐渐成为社会的主体。中产家庭非常重视子女的教育，对孩子的期望也很高。然而，家长对孩子的过高期望进一步加重了“教育内卷”，使考试竞争愈发激烈。一些学生面对超负荷的学业压力，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不仅对学校逐渐产生恐惧心理，甚至出现头痛、腹痛、呕吐等应激反应。当焦虑、紧张等情绪难以缓解时，“不登校”就成为学生逃避学业重压的无奈选择。1975年以来，随着“教育内卷”的加剧，日本“不登校”人数不断增多。到上世纪80年代，它进一步发展成为社会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教育内卷”引发的焦虑、不安等心理危机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破裂而不断加重。在经济低迷的冲击下，就业环境的恶化使一些日本年轻人变得消极。这种社会心理危机也蔓延至中小学生群体中。早在1995年，“不登校”的学生中，已有超半数是因“不安等情绪混乱”或者“无力”引发的。此后，无力和不安等心理因素逐渐成为“不登校”的主因。
“不登校”对日本学生本人的学业、人际交往及未来职业选择等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那些没有接受任何援助的“不登校”学生的影响更是难以估量。此次调查报告显示，“不登校”的日本小学生和初中生中，有11万多人（38%）没有接受任何援助。这些孩子有的闭居在家，基本不与外界联系。长此以往，其中一些人很可能成为不上学、不工作、没有人际交往的蛰居族。相关调查表明，“不登校”是日本青少年蛰居问题产生的重要诱因之一，60%—90%的蛰居者有过“不登校”的经历。
为解决“不登校”这一教育顽疾，日本政府煞费苦心，不仅构建了全方位的援助体制，而且于2016年制定了《教育机会确保法》，其中规定国家和地方公共团体应努力采取措施以保障“不登校”学生享有受教育机会。此次调查显示，约六成的“不登校”孩子接受了不同形式的援助，其中很多孩子已顺利复学、升学或者就业，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但是，教育支援中心、“自由学校”等援助机构数量有限，难以满足增长的需求。为此，日本文部科学省拟增加预算，并与“儿童家庭厅”联手，通过在校内外增加更多可供不愿上学孩子利用的场所，以及完善线上学习环境等措施，为更多“不登校”学生提供帮助。
令人担忧的是，“不去学校也没关系”的理念，以及“自由学校”等多样化教育生态的发展，是否对那些虽不愿意但仍坚持上学的潜在“不登校”孩子产生误导，从而导致“不登校”人数进一步增多？未来，日本又该如何处理学校教育与“自由学校”等援助机构之间的关系？“不登校”教育顽疾的应对之路，日本该何去何从？（作者是天津社会科学院亚太合作与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