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生：在研究病毒的世界里，我永远是少年
李太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1998年在国际上首次发现抗病毒治疗能够重建艾滋病患者CD4+ T细胞功能，奠定了艾滋病的免疫重建理论的重要基础。牵头开创了适宜中国国情的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综合诊治及全程管理模式，形成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和免疫重建的“中国方案”，在我国和发展中国家推广应用。
2023年10月10日的一整个上午，李太生的手机一直关机。直到中午十一点半，他才匆匆忙忙回到位于协和老楼拐角的办公室，重新恢复通讯。原因很简单，他想让千里迢迢找他看病的门诊患者，得到医生心无旁骛的对待。
李太生，北京协和医院感染科主任。他的老师王爱霞，发现了我国大陆第一个艾滋病病人和第一个中国人经性传染艾滋病病毒的感染者。
“我小时候，吃不饱，连红薯面也没有，吃谷子外面的糠，但经历过困难的人，都知道那是财富。”如今的李太生，60岁的年纪依然容光焕发，会时常怀念过往，但更向往未来。
报童小李进协和
“我16岁考入位于广州的中山医学院，当时学医的理由很单纯，一个是从小陪我长大的爷爷去世了，去世前他很痛苦；还有一个理由就是我自己的亲弟弟6岁患了白喉，被误诊为感冒，最后窒息去世。”至亲的离世，让李太生那年填写的五个高考志愿，前四个都是医学院。
1963年8月20日，李太生出生在河南林县（今林州）。“红旗渠就是我们家那的！”李太生总是很骄傲的和别人介绍他的家乡。在他的认知里，那片充满激情的土地，永远是根。
开学报到后，李太生被分到了年级老师办公室隔壁的宿舍。“开学后的一个中午，隔壁老师来宿舍看到只有一个人，便问我：‘小同学，你过来，叫什么名字？家是哪儿的？父母是干什么的？我局促的说，我叫李太生，家在河南，父母都是农民。”李太生回忆，后来老师把他叫到了办公室：“小李同学，你看，这有两份报纸，人民日报和广州日报，四层楼的每个宿舍要发一份，报纸是同学们获取信息的来源，你能不能每天帮忙送报纸？”李太生马上使劲儿点头说可以。离开家之前，母亲告诉他，要多学习，眼睛里要有活儿。
“每天中午十一点半下课，同学们都去吃饭了，我就跑着去办公室取报纸，再花半个多小时送完。四年的时间里，我基本上没有吃过一顿最热乎的午饭。”李太生回忆，虽然当时我身高就1米60多，但练就了一身从宿舍门帘“飞报纸”的功夫，人家都叫我‘小李飞刀’！”这样的“报童小李”，一送就是四年。
一转眼到了1983年，同学们都开始忙活着大四实习，北京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和教育处老师到中山医学院挑学生。
“听说就要12个人，我就不抱希望了。当时全年级400多人，我排280多名。但没想到，名单里有我。”北上之前，老师告诉李太生：当时协和的领导没把成绩当作唯一标准，反而一直强调能吃苦的品质，这是做一个好医生必备的素养。咱们专业里，还有谁比你能吃苦？我信你不会给我丢脸，能是个好样的。
“我比大学的时候努力一百倍，就为了能留下来。”不到一年，李太生的愿望就实现了：他被协和医院留在了最王牌的内科。那年在宿舍楼里飞奔的17岁少年，凭送报纸让整个学院的老师都记住了他；而让他没想到的是，未来他的名字，远远不止响亮在当年的中山医学院。
在协和医院内科实习一年后，教务处找到李太生，告诉他方圻教授（协和医院名誉院长）想让他留在内科。“当时只定了内科，没定专业，到了1987年考研究生，这才认识了导师王爱霞。”李太生对这位王教授的了解，只限于知道她是大陆第一个发现艾滋病患者的人，自然不会想到，自己未来的每一步，都和她相关。
“我们都怕她，觉得这个老太太厉害，当时我21岁，她51岁，这是一代人的差距。”确定导师后，李太生去王爱霞办公室做第一次正式的师生会面。“就在这个老楼的3层，我战战兢兢站在门口，看着她在扇纸扇子，她让我坐下，我都不敢。”
“你的英语差，要好好练英语。”李太生至今都记得，本以为领导要给他规划学业发展，没想到对话一直都在聊“题外话”，王爱霞还给他一本英文的双城记说：“我儿子练英语就是从这本书开始的。一周之后再来，讲讲你理解的内容。”然后便让李太生走了。
当时的李太生一头雾水，但多年后回过头才品味出来，这是一个大医生的世界观，也是后来她一直教李太生的格局观：医生不能只会看病，要懂爱人，还要懂这个世界。
1990年，他从住院总医师升为主治医师。按照正常轨迹，1995年就可以做副教授了，没想到这时，王爱霞为他规划了另一条路。
1993年10月,李太生受教育部公派，赴法国进修感染与热带病学科。出发前,他与导师商定，将抗生素、院内感染控制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但到了法国才大吃一惊：艾滋病在国外是非常热门的研究方向，国际上知名的感染学专家全是搞艾滋病的。李太生进修的医院里，感染科病房90%收住的都是艾滋病患者。
李太生果断向医院和中国大使馆提出改学艾滋病的申请。这个决定在国内看来很“冒险”，因为从王爱霞在1985年发现中国第一例艾滋病起，直到1993年的8年时间累计才有1300多例。
带着家国使命感，从起初的不敢碰艾滋病患者，到后来和他们做朋友，这个小个子的中国学生，逐渐走入了外国人的视野。起初，李太生本想两年就回国，但两年结束后，转折点出现了：国际上，鸡尾酒疗法开始临床做研究了，这也意味着，艾滋病患者真正有效的疗法要上市了。
“我当时和王教授商量，想在法国多待几年，去实验室读博士，等到鸡尾酒疗法问世了，我也有了临床和实验经验双重加持，再回国。”王爱霞教授听完沉默了许久，以为这位得意弟子不想回来了，在找理由推脱，于是很严肃的和他通了电话：从古至今，从家到国，谈话只有一个主旨，那就是她在国内已经建好了p3实验室，就等着他回来。
通话最后，她说了一句至今让李太生难忘的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国界”。铿锵有力，震耳欲聋。
三年后的1999年1月7日，李太生博士论文答辩，顺利通过后，当即买了1月13日的回国机票。
最努力的“小个子”
法国的5年时间，李太生2年在临床，另外3年在实验室，埋头苦干的动力就是去证明艾滋病患者的免疫功能到底能不能重建。
“当时我用临床患者的血液做实验，早上去看病人，中午拿着热乎的血液回到实验室，都是第一手临床数据。”几十年过去，李太生提到那段岁月，眼里依然有光：“法国人一周工作四天半，每天最多八小时，但是我一天在实验室12小时，一个星期干7天，当时实验室有位英国留学生，每天工作10小时，我去以后，就变成了超越他的那个最勤奋的人。”
也是在实验室，李太生遇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实验室导师、世界著名的艾滋病专家奥特朗女士。她早在担任住院医师期间就报告了法国第一例艾滋病1型病毒患者，1997年也是她带着李太生，宣告了艾滋病免疫重建理论。李太生的临床导师卡特拉玛也同样是在艾滋病领域的奠基式人物，她发现了世界上首例艾滋病2型病毒病例，1994年完成了全球第一个艾滋病二联治疗的临床实验，号称欧洲的艾滋病研究“领头羊”。
后来他和导师先后在《科学》《自然·医学》《柳叶刀》等国际著名杂志上发表文章。1998年,李太生被法国授予“优秀外国医师奖--维多利亚雨果奖”，是首次获得该奖的中国人。1999年毕业归国时，他已经是国际知名的青年艾滋病专家了。
“我决定回国的时候，她把实验室里剩下的价值30多万的试剂还有一支1万多的电子移液器都送给我了，还提供资金让我回国培训更年轻的医生……”李太生回忆，后来两位老师一起，分别在2001年2003年两次来到中国，参加中国第一个艾滋病学组会议、陪着他到河南艾滋病村调研，和王爱霞教授一起，为这位新生的艾滋病专家做“扶手”。
只要能让患者活下来
2000年，李太生开始在门诊接触到了自己的艾滋病患者。
“我看到病人，有治疗他的知识，但没手段，因为进口药1万多块钱，普通人用不起。当时的艾滋病不仅是死症，更是‘坏病’。”李太生回忆，到了2001年，国内进口艾滋病药降到了3000多元。那年夏天，一个带着劳力士的小伙子听说母亲得艾滋病，转身就走了，说不治病了，太丢人；再比如，当时河南的艾滋病村，连农产品都卖不出去，感染后的农民苦不堪言。所以当时只要有企业说有新成果，李太生都会想试试，曾有一个瑞士的年轻人带着一书包药可以免费提供，但是患者吃了三个月，再吃就要给钱了，但是当时大家都给不起。
“就在我的第一批患者马上就撑不住的时候，上海一家民营企业找到我，他们做艾滋病原料药很有名气，仿制出艾滋病药后，问我需要啥，我说你快给我点药。”李太生回忆，不到3天，价值近100万足够30个患者可以吃2年的药就到了，他手下最危险的患者都得救了。
“我恨不得给药厂磕头。”李太生说，现在回想起来，这种心境依然在，只要能让患者活下来。
李太生回忆，当时有患者坐一宿车从河南到北京，之前化验费都是1000多块钱，后来涨了100多，患者带的钱都是掐算着的，买完药身上的钱都不够买回家的车票，知道情况后他当场给了患者200块钱，还告诉患者，买卧铺；也是那几年，有农民卖了房子来北京找李太生。“他们说，去协和能看就看，不能的话，也就没有希望了。我也知道，很多患者都把协和当做最后一站。”
到了2003年年底，中国有了免费药。如今，20年过去了，很多患者还活着，曾经的小孩长大了，当时的大人变老了，他们也都成了李太生的寄托。而这一切，从某种程度上说，都要归功于李太生和他的“中国方案”。
做改写指南的人
“诊疗指南不是用来背的，指南也是人写的，真正的科学家要做的，是敢于改写指南，”回国后，进口药用不起、国产药仿制不出来成了艾滋诊治的困境。
李太生解释，虽然1987年第一个艾滋病药物就问世了，但后来被证明无效。到了1995年有了鸡尾酒疗法，从1996年第二季度开始，全球艾滋病患者死亡率下降五倍，也是这时开始，艾滋病的诊疗才有突破性改变。
2001年，李太生来到了河南文楼“艾滋病村”，当时感染艾滋病的村民都用不起进口药品。为了让国内患者用得起药，2003年国内启动仿制药，但村民吃后不到三个月，30%患者都或因药物毒副作用停药或去世了，这是国内研发艾滋病药物最艰难的阶段。
当时很多人觉得药有问题，但李太生作为临床指导专家发现，其实是剂量的问题。“中国仿制药按照外国人的剂量肯定是不行的。”2004年开始，国家科技部开始做攻关，李太生深度参与进来，到了2006年，李太生提出三种国产药随机选取2种药配合，最后发现，三个方案中，两个达到了国际同类水平。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这两个方案可以在发展中国家推广。三年的努力，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
但好景不长，李太生和患者很快就发现，药物司他夫定有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脂肪萎缩。这几款仿制药，从2006年起在国外就不用了，因为脂肪萎缩后不能自行恢复，常常需要整形科医生配合治疗。
“在咱们国家，没有别的药可用了，这是我们好不容易推广的免费方案。”为了解决接下来的难题，李太生从2007年开始着手另一个实验：患者服用司他夫定半年，开始出现脂肪萎缩，其托夫定服用半年开始就有骨髓抑制，那能不能试着两种药交替使用？还没等上一款药的副作用展现出来，就更换另外一款。带着设想，李太生找了517个病人入组，发现交替后使用的优化方案可以降低5倍骨髓移植和80%脂肪萎缩，一年可以为国家节省几十个亿，这是我的第一个中国方案，也是‘十一五’重大科技成果。”李太生说。
中国有了自己的抗艾滋病方案，也让中国患者吃得上免费药了。到了2018年，李太生把鸡尾酒疗法的第三种药（依非韦同）继续降低剂量，国外每片600毫克，国内减量到400毫克，效果也足够好，“80万患者，一年就节省2亿元。”李太生说。
如今，全球每年有150万-170万新增感染者，艾滋病患者总死亡数下降，但是每年还是有60—70万患者因艾滋病去世。在李太生的办公室里，他指着最新的数据告诉记者，他的抗艾之路，还有很长一段要继续走。
艾滋病界的中国符号
今年7月，李太生到布里斯班参加世界艾滋病大会，当晚有一个闭门论坛，只邀请了全球7位专家参与研讨，其中美国有两位，加拿大一位，法国一位，亚洲只有两位专家，一位来自日本，另一位就是中国的李太生。
“当时坐我旁边日本的专家来和我打招呼，他是日本艾滋病协会的主席，和我点头作揖后说，李教授您还记得我么？您1999年在国际会议讲艾滋病患者免疫功能重建，我是下面的听众。”李太生笑着回忆，当时他马上点头说记得，听到对话后，对面的加拿大专家也过来自我介绍，说自己来自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听说我是“TaiTheng Li”，他很兴奋地说，他的老师总说中国的专家“TaiTheng Li”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现在仰慕的偶像，加拿大学者所说的这位老师，正是李太生在法国时期的博士同学；当晚的闭门会，隔壁一位女士讲法语，李太生自然的接话，知道我在法国待了5年后，她立刻尖叫说“太生”！原来，当时我在法国时，她是住院大夫，现在已经是医院的感染科主任……命运的齿轮从未停止转动，来自不同国度的人因为一个契机可以漂洋过海集结在一起，也许，这就是科学的魅力。
如今世界范围内的感染界和艾滋病界，李太生已是中国符号。
2023年10月10日中午，李太生随手翻出来一个纸条：去年年底，法国一位医生给李太生写了一封信，那是他在法国时一位在医院出门诊的博士后专家，比李太生大10岁，经常带着李太生回家吃饭，整整五年多的时间，一直在一起。
坐在办公室里的李太生带上眼镜，很认真的用法语为记者读起了信：“太生，太长时间了，我们没有彼此的消息。我在回忆着我们30年前在法国共进晚餐的场景，我希望你不要太忙、太累。尤其是新冠病毒肆虐以来，我猜想，现在你肯定作为非常重要的新冠防治负责人。我现在已经退休2年了，但是我经常还去医院，就是为了得到一些老朋友的消息，特别是你。我现在也不是太寂寞，也有很多事儿要做，你放心。如果有机会你到了巴黎，我特别希望，我们能够再见到。”漂洋过海的惦念，是世界顶级科学家之间的惺惺相惜。
“几十年来，我对病毒研究的兴奋和冲动丝毫没有减弱，正常人60岁想退休，但我总觉得时间不够。”最近几年，李太生一直在参与新药研发，做完了二期临床试验，这种first-class 新药一旦问世，会是艾滋病领域另一个高峰；李太生也还有很多事儿要做，比如想面对未知传染病有更健全的预警方案，再或者，他还是想终有一天，能攻克、治愈艾滋病。
从1983年到2023年，到北京40年了。在他古朴的办公桌上面挂着的唯一一副画，是武汉疫情期间，在同济中法新城院区ICU病房里被记者拍下的。匿名的网友照着网上的图片，给他画了一副油画，一直被他珍藏至今。他猜是患者画的，这么多年，他一直和患者惺惺相惜，互相成就。
今年刚好满60岁的李太生拿起了桌子上恩师最喜欢的那把纸扇，一只手瞬间撑开，说当年王爱霞老师就是这样扇扇子。摇曳间，这股风，仿佛从那个艰苦贫瘠的年代，吹回到了今天。掠过脸庞时，只为两代中国艾滋病诊疗的推动者留下一行字：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
“您会时常怀念43年前，在宿舍楼里飞奔着送报纸的17岁少年吗？”
“在研究病毒的世界里，我永远是少年。”
你好，“少年”李太生。
2001年，李太生来到了河南文楼“艾滋病村”，当时感染艾滋病的村民都用不起进口药品。为了让国内患者用得起药，2003年国内启动仿制药，但村民吃后不到三个月，30%患者都或因药物毒副作用停药或去世了，这是国内研发艾滋病药物最艰难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