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势分子：俄罗斯方块背后的绝密政治内幕

【游民星空独家专稿 文/最后的防线】

　　30多年前的一个周六，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Alexey Pajitnov）在完成了一段游戏程序后离开中央科学研究所。时间是晚上9点，路灯晦暗，小雨降落在街道上，让他的面孔变得很是阴沉。此时的帕基特诺夫29岁，正处于朝气蓬勃的青年和沉稳干练的中年之间，有着与岁数不协调的忧郁和一副凌乱的大胡子。这是有原因的，他感觉无意义的工作正将他的人生毁掉，周围则永远是一片死气沉沉。就这样，这个默默无闻的人抱怨着，打开伞走上街道，一边走一边想着刚完成的那个游戏，在他前方，红绿灯在痉挛地闪烁。他不知道，在这片土地上，许多看似隐秘、但影响深远的变化已经开始或将要发生。

压抑环境中的解脱

　　如今，这一天已成为游戏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1984年6月6日，帕基特诺夫完成了俄罗斯方块。在游戏中，若干小方块组成不同形状，接二连三从屏幕上方落下，那些不断落下的方块堆砌成墙壁，玩家的目标就是让那些墙壁消失。但你永远无法到达关底，只有下一关和更高的难度。至于没有被消除掉的方块则堆积起来，堆到一定程度，你输了，游戏结束。

　　在IGN评选的“最伟大的一百个电视游戏”中，俄罗斯方块位居第二，如今，这款游戏已出现在50多种平台之上，并将砌墙拆墙的冲动传播到全世界的的早餐桌、会客厅、学校校园和写字楼中。研究游戏的学者认为，一款经典游戏的诞生和风靡通常反映出社会现状，其中明显的例子就是大富翁和海战棋，其出现和风靡恰是因为特定的政治经济背景：在这两种游戏诞生的20世纪30年代，世界正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深陷难以消退的经济危机。和这些传统游戏一样，俄罗斯方块也并非凭空出现——它在特定的环境下诞生，并充斥着对时局和社会的隐喻。

　　和苏联时期的许多科研机构一样，俄罗斯方块诞生的中央科学研究所弥漫着低效率和官僚作风。20世纪6、70年代，勃列日涅夫政府培养了大量像帕基特诺夫一样的程序员，但缺乏活力的大环境让这些年轻人很快变得消沉落寞——每一天都是穷极无聊的日子，就像在游戏中搬运方块一样，所有的工作都在不可打破的边框里进行，其中帕基特诺夫的任务是编写程序测试硬件的性能，然后提交评估报告，整个流程高度重复且乏味。同时，整个小组只有一台可用的Electronika 60电脑，为帮助同事怠工，当完成工作之后，他便经常在屏幕前无所事事，同时又装出一副努力工作的样子。

　　那时帕基特诺夫只有29岁，太年轻也太单纯，不明白这种荒唐日子背后的症结，更不知道其结果是大厦倾倒、苏联崩溃。他感到无聊，因为什么都看上去都毫无价值，于是自然地，在发现一篇美国数学家撰写的、关于拼图游戏的小文章后，他备受启发，决定独立开发一款电脑游戏，至少让他在上班时间有事可做。他后来宣称，开发俄罗斯方块是“专为打破压抑而产生的作品”，今天看来，情况的确如此，这种压抑既属于个人，也弥漫于整个苏联社会之中。

　　对苏联来说，1984年正是难堪的一年——它的经济陷入泥潭，并且正在输掉冷战，尽管美国五角大楼仍怀着敬畏打量它，但每个人其实知道这种平静已时日无多。而这种心态也被不自觉地反映在整个俄罗斯方块里：在游戏的每一个环节，你的对手不是有形的敌人，更像是一种无以名状的焦虑情绪。

　　根据心理学家的分析，在俄罗斯方块中，吸引人的正是未来的不确定性，它让你高度紧张。其中，你不知道将要出现什么状况，应对混乱的唯一办法就是加强控制、辗转腾挪。因此，无论“上帝之手”扔下怎么样的方块，只要玩家有自己的解决方案，局面就看上去仿佛有救。但另一方面，整个游戏又缺乏具体的目标。移动方块是为了分数？并非如此，游戏最初没有双人模式，分数只是一个参考，不是判定胜负的指标。是为了坚持更长的时间？同样不是，因为玩过俄罗斯方块的人知道，坚持时间越长只能带来一种纯粹的心理安慰，时间也仅仅是游戏中一个微不足道的特征。按照特里斯坦·多诺万（Tristan Donovan）在《再来一局：电子游戏史》中的说法，这就像是苏联高度僵化的经济体系，你进行了长时间的工作，并且卓有成效，但由于缺乏有效的考核标准，你最终无法得到相应的回报。更可悲的是，随着游戏深入，旧的方块消失，新的方块落下，你会发现做过的一切都是徒劳的，但是人们还是情不自禁地旋转、排列、累积和消除，试图从混乱中创造秩序——这像极了陷入困境的局势，无数人试图挽救和逃避，但终究回天乏术。

“征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游戏”

　　和方块不能超出边框的处境相似，第一版俄罗斯方块只是被禁锢在铁幕背后的小圈子内，但令它的发明者意想不到的是，这一在灰暗年代横空出世的电脑游戏作为一种消遣，立刻使各个阶层和各个年龄段的苏联人发生了联络。对那些厌倦工作、又找不到一种合适方法的程序员来说，俄罗斯方块的诞生简直如同久旱甘霖，最后，有关部门被迫开发专门的监控软件以阻止因此出现的大规模怠工。

　　就这样，俄罗斯方块一夜成名，首先是莫斯科，随后是列宁格勒和苏联全境，最后是整个东欧，其影响力越来越大。接着，一群匈牙利程序员开发了用于Apple II和Commodore 64的版本，来自美国的游戏经理人罗伯特·斯坦恩则发现了它，并将其带到了美国、日本和欧洲。

　　如果说俄罗斯方块的诞生深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那么它向海外的传播也是，假如不是1980年代末美苏关系的缓和，它便可能永远沦为研究所里的尘封档案；另外，假如不是经济困难，那么苏联当局便一定会坚持以10亿美元的巨数坐地起价，而不是急于尽快将其出售给游戏公司。同样，如果不是长期的美苏对峙，玩家可能不会关注这一莫名其妙的作品，是冷战宣传的耳濡目染让人们第一眼注意到了它，因为就像庞大的太空火箭和经典的AK-47步枪一样，在西方人眼中，“苏联制造”天生就有品质的保证。

　　我们并非贬低游戏的魅力，但它就是这样打开了市场。在广告宣传中，销售商甚至借用了大量政治色彩浓厚的符号，比如镰刀斧头和红旗，其宣传语则是“这一游戏来自铁幕背后的国家”；在Commodore公司Amiga游戏机版的俄罗斯方块中，飞船上的太空人充当了背景——尽管它们与游戏本身无关，但都是苏联政权的象征，更是全球熟知的形象，毕竟如果仅看“Tetris”的名称，谁知道这游戏是要表达些什么？

　　曾几何时，苏联政府曾尝试击败资本主义世界，这种想法最终化为泡影，但他们的俄罗斯方块却成功入侵了西方的精神世界，并做到了《真理报》创刊70多年没办到的事。1986年，俄罗斯方块第一次登陆西方；两年后，任天堂又将该游戏移植到Game Boy上，并和这种新游戏机一起捆绑销售。于是好评接二连三，很多父母将这种带俄罗斯方块的游戏机视为给孩子的最好的圣诞礼品；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掌机版的俄罗斯方块是大兵们的最爱；甚至美国总统里根也无法抗拒它。一言以蔽之，它将俄罗斯的元素渗透到西方社会中，并改变了整整一代人的娱乐方式。

Game Over?

　　虽然俄罗斯方块是如此成功，但大厦将倾，这个容量仅8.6Kb的程序显然不能充当一个国家的救命稻草，在苏联的最后几年里，人们先看到了高耸在东西德边界的柏林墙在瞬间倾倒，随后，这个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也戏剧般地解体了，正如俄罗斯方块中不断砌墙拆墙，终究难免Game Over。

　　一个时代划上了句号，游戏正在重启，难解的残局已被推倒，但普通人得到的只是切实的痛苦和贫困。1998年，莫斯科方块的另一位开发者弗拉基米尔·伯克希尔科（Vladimir Pokhilko，他是帕基特诺夫的好友，参与了俄罗斯方块的后续测试工作）在杀死了妻子和12岁的女儿后自杀，他留下的遗言是：“我被（生活）活生生地吞噬。”老一代人更不愿接受这场政治剧变，毕竟，他们太怀念苏联时代创造的“分数”。

　　同时，那些隐形的方块也并未消失，它继续从天而降，不仅降落在俄罗斯，也降落在其它地方。同样，就像游戏中必须有人移动方块一样，大多数人也重复着相同的事，它们看上去是如此缺乏意义，但又必要且让人欲罢不能，因为从这种看似无用的工作中产生了秩序，并满足了自我成就的心理。“我们天生都有在混乱中创造秩序的欲望，从非常基本的层面来说，俄罗斯方块满足了我们。”阿列克谢·帕基特诺夫后来写道，它解释了俄罗斯方块风靡的原因，因为游戏和现实中的“挪动方块”有着高度惊人的一致：毕竟工厂需要有人劳动，农田必须有人耕耘，这些工作何尝不像是挪动俄罗斯方块，它们枯燥而必要，因为社会的良性运转从中诞生，人们也得到了安定和满足。如果所有人都不去做那些无聊的事呢？结果必定是灾难性的。

　　“我用方块创造历史。”2014年6月，在这个让人无限上瘾的游戏诞生30周年之际，帕基特诺夫写道。作为俄罗斯方块的设计者，他创造了被书写的历史。同时，俄罗斯方块的玩家们也在创造历史，他们移动那些看不见的方块，创造了永恒的、恢弘的历史。那些无尽的工作象征了混乱与秩序，辛酸和荣耀，而在宛如方块堆积崩塌的历史循环中，反复重演着满足与焦虑——它通过不断创建新挑战牢牢抓住每个人的神经，每个环节都是一个谜团和矛盾，虽然旧的沉积终会消失，但是新的也在不断出现，它贯穿了整个游戏，也主宰了每个人的一生。

　　不管是否是后见之明或穿凿附会，总之，这个令人上瘾的小游戏似乎真的蕴藏着宇宙级别的人文能量，这也是方块今天仍为我们津津乐道的原因。它就在政治中，被政治影响，甚至反作用于政治，同时，它还揭示了一条质朴的真理——挪动方块，是历史的永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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