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县委大院》看中国式现代化景观
■《县委大院》创作者坚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而最根本、最牢靠的就是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一
央视一套等各大平台热播的电视剧《县委大院》，堪称一部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精品力作。
说它贯穿始终的是彻底的现实主义精神，是指其直面光明县改革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奋进实践，真实地、艺术地展现其由落后贫穷、经济滞后、环境治理不达标、政绩数字上报造假、拆迁钉子户横设障碍、群众上访不断、招商困难重重等局面，到在新的县委班子带领下知难而上，团结奋战，勇毅前行，树立新发展理念，坚持“五位一体”方略，终于出色地践行了“在国家治理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县一级基层政权所肩负的使命。
该剧既直面人生、揭示矛盾，因而具有了现实主义的深度、广度、力度；又开拓未来、展现光明，因而具有了浪漫主义情怀应有的温度。两者交融整合，便铸就了《县委大院》现实主义精神与浪漫主义情怀相结合的艺术品格与美学风貌。
二
正如剧名《县委大院》所标示，全剧聚焦中国治理体系中的重要基石——县一级基层政权的治县理政实践，以光明县新任县长梅晓歌为主视角，向观众呈现了急需修复与发展的光明县，如何从“老大难”现状中一步步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人说它是一部社会政治剧，这并没有错；但我赞同李京盛所言，中国特色的社会政治剧孕育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而西方的社会政治剧产生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践，两者是迥异的。前者的鲜明特色是执政为民，人民至上，一切以人民为中心；后者如《纸牌屋》《白宫风云》等则往往重在表现上层人物的“政治运作”和“权力角逐”，以争权夺利为宗旨。严格区分这一点，至关紧要。
三
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探究《县委大院》的创作给我们带来的宝贵启示。
毋庸讳言，此前把镜头主要对准县一级基层政权的电视剧也不少，但为何《县委大院》更有深度、广度、力度和温度呢？
这里面一个重要缘由，便是创作者对标的出发点是什么。一些创作者是以西方类型片原理和艺术构思框架为出发点的，而《县委大院》的创作者是严格从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出发的，是从生活出发的。不是说，西方类型片理论不能学习借鉴；而是说，西方类型片理论是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活生长出来的，我们只能学习借鉴其中符合中国国情的有用的东西，而万勿套用西方理论去阐释和导引中国人的审美创造实践。
《县委大院》创作者坚信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而最根本、最牢靠的就是一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者把光明县的改革开放置于整个中国式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下，把生活当成整体来进行审美把握，不是按西方类型片常见的裁割生活一事贯穿，而是全景式地把执政兴县、城乡保护、环境治理、经济发展、民生改善……一揽子尽收眼底，予以审美表现。唯其如此，该剧具有此前同类题材作品罕有的生活厚重感、真实感，既接地气，又撼人心。
“坚持从生活出发，把生活当成整体把握。”这是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我的导师、已故著名文艺评论家朱寨先生，力排众议举荐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时的名言。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观《县委大院》，倍觉亲切、中肯。
四
《县委大院》在审美观照生活上，强调整体性、强调全面辩证地处理好生活化与戏剧化关系的“度”。显然，它主要不是靠事件的戏剧冲突来吸引观众，而是靠事件的“平实组装”来形象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在光明县的历史进程。与此相关，它在塑造县委、县政府班子各具典型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的人物形象时，也自觉地摒弃了过去曾一度长期制约我们的二元对立、非好即坏、不左就右的单向创作思维模式，而代之以全面把握、兼容整合、辩证取舍的和谐思维方式。
县委班子里，虽人人性格各别、境界有异，但在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奋进实践中，都能做到忙是常事、苦是必然、累是应该、乐是自得。剧中人物从梅晓歌到艾鲜枝，再到吕青山等，大家团结共事，既正视困难又勇于作为，既忠诚干净又担当重任，既奋发进取又不踩红线。全剧形象地彰显了这样一种新时代新干部的执政理念，殊为可贵。正是在这种辩证和谐的创作思维导引下，梅晓歌的艺术形象脱尽了“高大全”气，虽受命于危难之际，但仍低调上任，以与同行的市委组织部领导对话中引出的“破釜沉舟”“贬官出官”略表情志、潜藏深意。上任后，由县长而升任县委书记，对人与事，他力戒主观判断轻下结论，尤其不作“非对即错”的简单处理。这一形象，在新时代担当时代重任的新人的艺术画廊里，有着一席重要位置和独特价值。
（仲呈祥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首届主席、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