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小军：非西方中等强国为“全球南方”带来战略支撑力
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于6月16日结束，世界再次见证了“全球南方”的崛起进程：十余个主要的“全球南方”国家拒绝签署会后联合声明，其中包括巴西、印度、南非、沙特、阿联酋等金砖国家，以及印尼、泰国、墨西哥等有影响力的南方国家。土耳其和沙特等国表示，“只有俄罗斯的参与才能取得有意义的进展”，表达了与西方国家迥然不同的立场。这也显示出一批非西方中等强国正展现强劲战略推力，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稳定性，也为国际秩序重建注入新动能。
全球政治经济的“新势力”
所谓非西方中等强国，是指“全球南方”国家中那些体量大、人口多、综合国力较强，对所处地区地缘政治暨民族—宗教—文化格局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国家。例如，在不结盟运动120多个成员国中就包括了一批中等国家；2024年扩容后的“金砖”大家庭也大多为中等国家。这类国家粗略统计在20—30个，因其近年经济发展较快，又被称为“新兴经济体”。2023年，非盟获准加入二十国集团（G20）；面对乌克兰危机，在南非、埃及、尼日利亚等国推动下史无前例地提出和平解决的“非洲方案”；继印尼和印度之后，巴西和南非在2024和2025年接踵担任G20轮值主席国，该机制连续四年为“全球南方”国家接棒。非西方中等强国正在成为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新势力”，其对“全球南方”及整个国际格局释放出强大的战略支撑力。
引人关注的是，这批“全球南方”中的中等强国表现出保持平衡的特性，创造出“积极不结盟”外交。如印度、印尼、巴西、埃及、沙特、土耳其等一批中等强国秉持多重伙伴关系外交，它们一方面避免在当前复杂的地缘战略竞争中选边站队，各自展示出很强的包容性及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意愿与能力；另一方面大都希望建立一个不那么受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它们往往既失望于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秩序”，又不愿丧失既得“秩序红利”。这些国家被西方媒体称为“全球摇摆国家”（Global Swing States）。2023年4月，《经济学人》杂志还将没有在俄乌冲突中“选边站队”的印度、巴西、印尼、土耳其等25个南方国家称为“交易型二十五国”。所谓“积极不结盟”指的就是上述这些国家出于自身利益，拒绝在大国博弈中选边站队，避免陷入大国竞争框架中，尤其是在俄美和中美之间保持平衡。为此，美西方国家深感焦虑。
俄乌危机与加沙冲突，成为西方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政治与道义断裂点，非西方中等强国让世界听到了“全球南方”的声音。“全球南方”不再附和西方的叙事方式。巴西、土耳其等一批中等强国，一方面支持联合国谴责俄罗斯的决议，另一方面却拒绝参与对俄制裁，保持甚至扩大对俄贸易；身为北约国家的土耳其拒绝制裁俄罗斯，增加对俄出口，并积极充当俄乌调解人。面对加沙冲突，这些中等国家则共同发声要求停火促和。巴西总统卢拉、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强烈谴责以色列在加沙的战争行径，土耳其断绝了与以色列的经贸关系。《时代》杂志撰文慨叹美国正因在加沙违反“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失去“全球南方”。
大国战略博弈的新场域
美西方通过构建意识形态纽带、推进供应链“近岸化”“友岸化”以及发起全球基础设施倡议等措施，强化其在“全球南方”的影响力，试图人为营造大国际博弈争夺“全球南方”的场景，将非西方中等强国变成战略争夺的“新对象”与“新场域”。
似乎与人们的直觉相反，统计显示美国仍是对“全球南方”影响力最大的国家。帕迪国际未来研究中心建立的1960—2022年国家实力指数表明，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对七十七国集团拥有最大影响力的国家，影响力相对恒定，而在美洲的影响则仍独占鳌头。近年来，美国在能源转型、公共卫生、粮食安全、基础设施等领域全面增进与“全球南方”的关系，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全球粮食安全路线图”“大西洋合作伙伴关系”等新机制，增强自身对“全球南方”的影响力。美国尤其注重拉拢那些资源富集、地缘战略角色重要、潜在市场广大的“摇摆国家”，同时注重整合盟友力量，借助“全球基础设施与投资伙伴关系” （PGII）等平台，对冲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力。当然，美国在实施上述策略时也面临诸多局限，包括国内政治极化、政策持续性不足、可投入资源有限，以及与盟友之间的利益分歧等。
在大国博弈加剧背景下，美国和中国围绕国家身份问题的博弈变得更为复杂，有关“全球南方”的叙事呈现更多的地缘政治色彩。尽管“全球南方”没有明晰的边界，但它可被视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暨“全球南方”的一员，但也具备“大国属性”和“发展中国家属性”。美西方试图削弱中国“全球南方”的国家身份，并给中国贴上什么“全球东方”的标签，借以离间中国与“全球南方”暨中等强国间关系，实现对华“竞而胜之”的目标。我们需高度警惕避免落入美西方打造的“全球东方”叙事陷阱。
美西方在操控“全球南方”“全球东方”概念，分化中国与“全球南方”关系的同时，积极推动所谓的“全球南方领导权”的话题争议，以达到分化“全球南方”图谋。笔者认为，应努力以“全球发展治理利益攸关方”概念替代“全球南方领导权”叙事；针对“全球南方”国家对不同议题关切不同，强调南方国家尤其是中等强国在全球发展治理事务中的责任担当，摒弃、淡化领导权问题，倡导并建构集体领导观念，展现“全球南方”集体领导力。
强化协调，开创战略新局
2023年以来中国外交的亮点之一，即是顺应时代发展大潮，契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清晰亮明中国的“全球南方”身份，向世界表明中国对自身在“全球南方”中的角色期许。
毋庸讳言，当下的中国外交正面临着日益复杂的国际局势：美西方不断加大战略遏华力度，美英澳欲扩大“奥库斯”机制，美日韩三国军事同盟建构成型，美菲重建军事同盟搅扰南海局势升温……在经济—科技层面，“小院高墙”和“脱钩断链”正与对华高科技封锁叠加。
当此形势之下，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支撑，非西方中等强国已经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力量，理应成为中国新时期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成为中国外交主要发力方向之一。我们可强化与非西方中等强国的战略协调与双/多边关系，以四两拨千斤之效力，牵制、平衡、化解、对冲当前的战略压力，以期开创某种战略新局。
在非西方中等强国中，许多国家分布在中国周边或次周边，在中国周边外交中处于重要地位。它们或为中国超大邻国（如印度），或是中国重要经济贸易伙伴（如东盟诸国、中东国家），或与中国存在尚未解决之领土争端（如印度及涉南海国家）。事实上，这个战略大方向原本就在我周边外交大局之中，应深耕细作，下气力维护稳定向好局面。值得注意的是，自从特朗普政府2019年对价值约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世界市场形成了“新三角贸易”，即将中国生产的产品货物，经墨西哥、越南、印度等国组装包装后销往美国。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已从2020年的900亿美元/月跃升至如今的1500亿美元/月。
国际媒体还注意到，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10年间，事实上出现了一条“伊斯坦布尔—雅加达轴线”的经济体互联互通线路。这里（不包括中国）大约有35 亿人口，分布着一批中等强国暨新兴经济体（如印尼、沙特、印度、土耳其等国）。大量新的道路、铁路、运河、电信和电力链接正在建设，新的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不断诞生。它们开始摆脱美元的资金束缚，相互间越来越多地使用本币交易，或者选择使用人民币支付。2023年，中国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贷款中，人民币贷款占比持续提升。因此，面对逆经济全球化浪潮，美国对华推动“脱钩断链”“小院高墙”政策，中国加强对非西方中等强国的双/多边经贸、投资规模，不仅可以对冲、破解美西方对我制裁打压，还可以稳链—固链，拉紧我们与“全球南方”里中等强国的战略紧密度。
笔者认为，唯有将发展置于“全球南方”议程中心位置，才能避免“全球南方”概念被西方国家政治化和工具化，偏离“全球南方”集聚的初心。抓住“全球南方”发展的“痛点”，切实打通合作“堵点”，增强成果落地的普惠性。当前，这些非西方中等强国高度关注全球经济数字化、绿色化发展趋势，希望能搭上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这趟车。中国与这些国家加强在此领域全方位合作正当其时。可倡导“全球南方”国家以绿色和数字—智能为引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智能制造、数字经济，合作推进“全球南方”国家绿色发展。同时，在全球发展倡议引领下，加强气变议题南南合作，还可以深挖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合作潜力，在气候治理中不断释放全球性领导力，实现与“全球南方”国家尤其是上述非西方中等强国的双/多边关系提质增效。（作者是中国人民大学全球治理与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