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袁绍打烂了一手好牌，但他的牌是怎么来的？
在这个人人皆可发声的社交网络时代，多元化成为了不少历史爱好者的刚性需求，围绕著名历史人物的二创也屡见不鲜。
在这群被ACG编导们魔改得面目全非的汉末英豪中，有一位形象始终稳定，唯有中国男足可以与之一较的雄主，他就是河北霸主袁绍。
千百年来，对他的评价始终都绕不开四句话——“四世三公、色厉胆薄、好谋无断、外宽内忌”。这十六个字，看似已经从非凡出身、性格缺陷、人品问题和智商层面，对其进行了集中概括。
由于这种刻板形象实在过于“深入人心”，以至于ACG中他的立绘都是照一个模子画出来的——
然而，即便是没有接触过所谓正史的人，也不免产生疑问：这样一只外强中干的草包，是怎样在董卓废帝的朝堂上展现横刀长揖的傲骨，如何以兜鍪扑地的勇气完成了北阻燕代、经略四州的伟大事业，又是如何在败亡之后，依然得到治下百姓“市巷挥泪，如或丧亲”的伤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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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有态度”的历史小说，三国题材游戏中为袁绍给出的数值，更有借鉴意义。拥有如此属性的角色，绝不可能是一个智商下线、一生只为作死的官（富）二代。
事实上，袁绍甚至都不能算是标准意义上的“二代”。和身为家中嫡子的袁术相比，庶子出身的他地位低下。虽然袁绍后来过继给了早年丧子的伯父袁成，但能够继承的政治资源极其有限。当大哥袁基与弟弟袁术在朝廷混得风生水起的时候，他只是小小的濮阳县令。
魅力值动辄超过90的袁绍，明白怎样才能吸引当时被外戚和宦官轮番压制的士族阶层的注意力，以及如何将流量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力：
虽然身为庶子，还被袁术斥为“家奴”，袁绍坚持连续为父母服丧长达六年，成为至孝名人。
礼毕，他又选择在权力中心洛阳“隐居”，每天同士人、党人，还有曹操这样的潜力股打成一片，在各种集体吐槽和商业互吹中升为KOL，很快便出任八校尉二把手，组建了一个旨在反对宦官专权的秘密政治集团。
袁绍于中平6年（189年）发动的谋诛宦官，给自己奠定了声望。一年后联合关东州郡共讨董卓，则让他成功出圈，化身普天之下正义之士共同的精神领袖。袁绍在洛阳的族人被董卓尽数夷灭，这又让他披上了殉道者的光环，其声望也达到顶点。
从私生子到世间楷模、士人领袖，再到为了反抗暴政不惜牺牲一切的屠龙勇者，他不仅导演了东汉末年的宫廷风云变幻，而且还给自己积累了一定的军事和政治实力。
甚至，他通过”乱世美颜”所打响的品牌力，使其文官班底在创业初期的各种游说活动中，也经常收效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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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取冀州，是袁绍从软件高手到硬件大师的关键一步。
在此之前，身为渤海郡守的袁绍只拥有三名智囊，这种开局比陶谦、刘焉他们差了不少，想有所作为，就必须以蛇吞象。
然而，袁绍身为冀州牧韩馥名义上的部将，去夺上司的地盘，从政治和军事层面上都不具备可操作性。
这时候，从洛阳一路跟随的逄纪献出了引虎驱狼之计，建议袁绍写信给北方的公孙瓒来攻打冀州，再派出口才一流的荀谌前去迫使性格懦弱的韩馥就范。
如此高难度任务，即便是诸葛亮也只能靠骗靠偷袭
这个计划日后得以成功的关键，在于韩馥手下的两只主心骨——沮授、审配，早已是袁公的小迷弟，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加入了吃饭砸锅的行列，帮着说客一起在主公面前痛陈利害。三位洗脑壳职业选手的轮番轰炸，最终让韩馥成为了历史上“被卖还帮人数钱”的代表人物。
然而，冀州对于袁绍来说并非飞来横财。一般认为，河北地区受汉末战乱的影响较小，但这也只是靠“比烂”得出的结论。《三国志》对袁绍刚到时的记载——“今道路暴骨，民未见德，军人仰食桑椹”。如此惨状，不比被军阀混战破坏殆尽的关中地区好到哪去。
然而仅仅在此八年之后，即袁绍南下进军官渡的时候，他已成为了人才济济、后方稳定、兵力强盛、粮草充足的枭雄。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河北四州在当时首屈一指的实力，是生产力大解放，经济大发展的结果。这一切，都归功于袁绍出色的内政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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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刘表的保守和曹操一开始的冒进，袁绍完全按照沮授制定的总体战略，以“先弱后强，逐步消化，稳扎稳打”为指导思想，相继攻略青、幽、并三州，从而有效降低了内耗和试错成本，同时也让经济建设和军事胜利之间形成了“以战养战”的良性循环。在消化新地盘的过程中，袁绍能够无条件的吸纳愿意合作的地方实力派，避免大清洗、大换血对生产力的进一步破坏。
虽然史书对袁绍采取的具体经济策略极少提及，不过通过只言片语的记载，我们依然能够窥探一二：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袁绍进入河北后，一度造成当地豪族大量外逃。推测他可能搞了把“土地国有化”，罚没私有田地之后安排流民开展农业生产，从而解决了当时河北地区“人多地少”的社会矛盾，并且减少了社会财富的中间分配环节。
然而，封建制度无法支撑如此超前的发展模式，他必须分派亲信到各州郡担任“分公司经理”，从而产生了由自己人构成的全新地头蛇集团。无论是审配这种原本的冀州豪族代表，还是许攸这样的初创团队成员，都利用职权中饱私囊。
由此可见，和曹老板以宗族势力为核心的“自营店”相比，袁绍派系更像是一个采用加盟制的股份集团。为了用利益笼络住众多合伙人和中小股东，袁大董事长就必须容忍上述的制度性腐败。《三国志》就将这种弊端描述为“绍政宽，职势者多蓄聚”。
同时，为了避免本土派势力失控，袁绍只能委任两子和外甥各领一州。这种宛如饮鸠止渴的举措，也为日后袁氏一族的内乱和覆灭埋下了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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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作品在表现官渡之战决策阶段的时候，经常会将将双方谋士集团进行对比。
曹操这边，通常是老板把问题抛出来，郭嘉帮老板先解决要不要“Do”的问题，荀攸和贾诩处理“How to do”的问题，荀彧最后撂下一句“你们放心去Do，其他事情归我”。
而镜头一旦转到袁绍这边，必然是以许攸、逄纪为首的河南派，和以审配、沮授为代表的河北派谋士的勾心斗角，甚至完全是为了反对而反对的互喷。他们的共同努力，只为让袁绍上演一部《三国君主迷惑行为大赏》。
一般认为，袁绍后来的失败在于他完美避开了田丰给出的正确答案，是一心作死。不过，这也可能是一种导致因果的习惯性看法。甚至有人怀疑，这位开启上帝视角的刚烈谋士，之是一个用于衬托袁绍昏庸的艺术形象。
单就官渡之战的表现来看，袁绍明白此前全力种田，导致部队在长期脱离训练之后的战斗力衰退问题。所以他选择用步步为营的总体战方式，靠占据优势的兵力和后勤来消耗对手。
虽然在战术上接连失利，但在战略上却能始终对曹军形成压制，一度让主场作战，却失去全部补给线的曹操有了撤军的想法。若不是三国历史上最大的黑天鹅事件——许攸叛逃所导致的火烧乌巢，汉末北方的历史进程兴许将被全部改写。
不过从企业结构来说，袁绍集团的“股份制”特点，决定了袁绍更像是一个努力平衡内部各种利益诉求的盟主，而不是一言九鼎的君主。在节节胜利，大家都有分红拿的时候能够，基本能保持表面的稳定。一旦蛋糕无法坐大，比如遭遇官渡之战这样的瓶颈期的时候，整个团队自然会陷入内卷之后的内乱。
即便如此，在袁绍损失几乎全部主力，败退回冀之后，忌惮于河北强大整体实力的曹操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待这位老对手病逝，两个败家儿子开打之后才出兵邺城，直到官渡之战七年之后基本统一北方。在此期间，缅怀袁公德政的当地人民的猛烈抵抗，让大受“总体战”震撼的曹老板不由得感怀——“自古河北多义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