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民讲武堂：“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
【游民星空独家专稿 文/最后的防线 特别鸣谢/袁腾飞】
1877年9月24日清晨，政府军对叛乱者残部发动了最后的进攻。数小时后，对方被彻底击溃。然而，在打扫战场时，人们只找到了叛军首领的身体，却不知其头颅的去向。没有他的首级，政府军的胜利事实上成了一场空谈。这个人是谁？他为什么叛乱？为何政府军会对他的死亡如此执着？甚至100多年后，好莱坞电影《最后的武士》仍然以这个人的事迹取材。
这个人就是西乡隆盛，和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并称“维新三杰”，在近代日本的缔造者中，他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期讲武堂介绍的便是这位对日本影响深远的人物，另外，谨在此对袁腾飞老师为本文的提供帮助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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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明治维新期间的许多人物一样，西乡隆盛也出生在日本九州的西南部地区，作为家中的长子，他在那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在日本，人的名字并不从一而终，譬如孩提时期的西乡隆盛名叫西乡十六，但是到了七岁后便改名为吉之介，成年时又改名为“隆盛”，这些不同的名字又分别对应着不同的身份，它象征着一个人从儿童逐渐成长为青年。
在此期间，日本正发生着影响深远的变革，而变革的中心不是繁华的京都或江户，而是西南部的九州地区，1633年，幕府下达锁国令，这个国家便切断了与海外的关系，只允许长崎与外界保持必要的贸易。尽管如此，西方的技术还是不断从长崎渗入这个社会，而九州也因此成了社会潮流的前哨站。
从长崎策马出发，需要一天多时间才能到达鹿儿岛，鹿儿岛三面被海洋包围，处在一个口袋型的海湾中央。和长崎不同，这里的位置相对偏僻。在鹿儿岛城下，一条泥泞的大道直通主城，而在大道两侧，星罗棋布地分布着茅屋和院落，这里是下级武士的家。但在这片破败的住宅区中，却诞生了许多明治维新的重要人物：未来的大藏卿大久保利通是西乡隆盛的邻居；他的表弟大山岩则在1890年代成为陆军大将；晚辈东乡平八郎后来成为海军元帅——他们不仅是同僚和战友，更是彼此学习的对象和亲密的伙伴。
后人描绘的西乡隆盛。
年幼时的西乡隆盛体格硕大，思路敏捷。作为武士的后代，他本应成为社会的精英，但为弥补父亲欠下的高利贷，他从12岁便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这种生活虽然是讽刺的，但无疑为西乡隆盛带来了一个艰难但健康的童年。
西乡自幼受到严格的训练，养成了尚武的习性，他后来与大久保利通一起学习了中国的阳明学和朱子学，同时又向当地高僧学习佛学。而在当时，日本的政治体制也是多种元素交错混杂：名义上处于最高层的是天皇；掌握实权的幕府将军则位于江户；统治地方的是200多个半独立的大名，他们拥有自治地位，但又臣属于将军。按照与将军的亲疏，这些藩国有“亲藩”和“外藩”之分，西乡隆盛所在的萨摩藩就在这些“外藩”之中，与长州、土佐、肥前号称“西南四藩”。封闭、偏远和孤立——这些构成了割据的必要条件，在19世纪60年代，这片土地自然成了倒幕运动的主要据点。
萨摩藩主岛津齐彬像，他被认为是在日本引进西方先进技术的先驱。
西乡28岁时成为萨摩藩主岛津齐彬的亲信。尽管略微驼背，但他的身高仍然达到了1米76，在19世纪的日本人中宛如鹤立鸡群。当时，在岛津齐彬的统治下，萨摩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各藩之中，萨摩率先引入了西方的技术和工业设备，这些带动了商业和教育的繁荣，得益于此，出身下级武士的西乡隆盛也获得了展示才华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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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放·死亡·复出
受到齐彬改革藩政以求富强的思想影响，西乡隆盛为齐彬倡导的“公武合体”运动四处奔走，这项运动要求在维护幕府统治的前提下，将权力交还给天皇和公卿。 1858年，岛津齐彬暴病而亡，由齐彬的侄子岛津忠义任藩主，实权则掌握在忠义的父亲岛津久光手中。西乡闻讯，曾打算在齐彬的墓前为主人殉死。月照和尚劝阻他，告诫他只有实现齐彬未尽的理想才是表示自己对主人忠诚的办法。此后，他来往于京都与江户之间，进行勤王活动，策划除掉保守的幕府最高行政官井伊直弼。9月，井伊残酷镇压勤王志士，西乡和月照逃出京城。他们感到勤王大势已去，坐小船在鹿儿岛湾投海自尽。被船民救起时，月照已溘然长逝，西乡亦奄奄一息。岛津久光把他流放到奄美大岛，这是日本最南面的岛屿。
在流放地冲永良部岛，西乡仍设法上书岛津久光，减免了当地居民的赋税，如今，人们树立了他的铜像以示纪念。
1862年西乡隆盛在大久保利通的帮助下返回萨摩藩。岛津久光本想借助西乡的声望，继续搞“公武合体”计划，不料遭到西乡的反对，认为久光的威望不够。久光一怒之下，将西乡流放到德之岛，两个月后再转到流放重犯的冲永良部岛。久光的命令是把西乡“关起来”，冲永良部岛的地方官就让工人为这个囚犯造了一个牢笼，只有竹制的围栏和屋顶，勉强能遮住阳光，但两边却隔不住炎热和风雨，蚊虫也在不停地袭扰。西乡在里面安静地等待死亡来临。一个叫土持政照的官员不愿看到西乡就这样死去，他找到地方官说，“关起来”不一定就是用一座牢笼，也可以是间房子。地方官同意了。1864年，因藩士们要求，岛津久光下令召回西乡。
维新名臣
回到鹿儿岛，西乡立刻被委以统率萨摩陆海军的大权，并与大久保利通合作着手进行藩政改革。这是日本国内政局混乱的一个时期，先是在7月发生了长州藩攻击皇宫的严重事件，起因是幕府排斥长州藩对皇室的控制——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有名的“禁门之变”。长州军队向皇宫开炮，遭到各藩禁卫军的反击。事后幕府下令各藩联合讨伐长州，由西乡担任征长联军的实际指挥官。
担任幕府“军舰奉行”的胜海舟，来自他的劝导使西乡成为一名维新人士。
就在这时，一次会面改变了西乡隆盛对日本前途的看法。9月，西乡在大阪见到了胜海舟。胜海舟出身贫寒，但很有才华，当时是幕府的海军司令——“军舰奉行”。他对西方情况十分了解，对幕府的内情也有很深的认识。西乡本认为幕府尽管有问题，但还应该存在。胜海舟则认为幕府政治已无可救药，应该实行强藩的联合，倒幕维新。这次会面让西乡大开眼界，逐渐产生了坚决倒幕的思想。第一次征长战争中，西乡力主和平解决。他率领15万大军到达长州边界就止步不前，逼迫长州藩主交出3个支持袭击皇宫的家老的首级，又处死了4个参与袭击的官员，然后解散征长军。而在幕府组织第二次征长战争时，萨摩藩拒绝出兵，并果断站在了幕府的对立面。
末代幕府将军德川庆喜。
1866年7月，幕府将军德川家茂病死，由德川庆喜继任。12月，一贯压制倒幕派的孝明天皇神秘死亡，年仅14岁的明治天皇继位。倒幕派利用宫廷形势的变化，开始准备武装倒幕。在土佐藩传奇人物坂本龙马等人的斡旋下，几个西南强藩决心联手讨伐幕府。
1867年12月9月，西乡、大久保与支持他们的公卿联合，发布“王政复古”号令，宣布废除将军制度，要求德川庆喜立即“辞官纳地”。以德川庆喜为首的旧幕府势力不愿交出权力，一场恶战不可避免。1868年1月，在京都南面的鸟羽、伏见，双方发生军事冲突，幕府军队的人数是倒幕军的三倍，并且包括了最精锐的、由法国顾问训练的西式步兵团。
倒幕战争期间的西南武士，注意其日式和西式混杂的穿着。
但事实证明，仅有数量、装备和匹夫之勇是不够的，决定近代战争胜败的是士气和合理的组织，当这支大军陷入内外夹击时，许多士兵开始在战场上逃跑。美国作家马克·莱维纳（Mark Ravina）评论道：“伏见鸟羽之战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幕府将整个国家的西半部分输给了由西南大名组成的联盟，战争虽然刚刚开始，但气势已经完全倒向了新政府军。”至此，日本向近代化之路迈出了重要一步，也正是这一切，使这场战斗有理由跻身对19世纪影响最大的战役之列。
油画：《江户开城谈判》，左侧为西乡隆盛，右侧为胜海舟。
2月，讨幕军从京都出发东征，包围了江户。面对国内外局势，江户守卫司令胜海舟决定说服末代将军庆喜辞职。西乡在江户见到胜海舟，同意签订一个宽大的投降协定，西乡后来因此被授予正三位官职，成为诸藩家臣中地位最显赫的官员。
击败幕府军队固然是西乡个人的胜利，也是近代化的胜利。然而，作为一名武士，这种胜利却令他难以安眠。一方面，他沉浸在强烈的成就感之中，但另一方面，他也被战争的破坏震惊；面对战后的新日本，他感到的更多是恐惧，因为他希望出身贫寒的下级武士能在未来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但新国家强调政府和公民的地位，拒绝维护武士的特权。这些都背离了他的信条——更讽刺的是，这种变化的恰恰是他本人引发的。他在给一位好友的信中说：“继续履行我的职责只让我变得羞愧和胆怯。”
政府危机
功成名就的西乡，认为自己的地位高于藩主，有损“忠臣”的声誉，便于1870年1月回鹿儿岛当藩政顾问。1870年12月，在好友大久保利通劝说下，他又回到东京（由江户改名），致力于组建一支近代化军队，接着又主导了废藩置县的改革，原有的藩主交出权力，保留他们藩税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终生薪金。但同时，繁重的公务令他日益烦躁，他与许多同僚爆发了严重的矛盾。
1871年，日本使节团远赴欧洲和美国，寻求近代化经验。
1871年，是日本真正意义上的“脱亚入欧”之年，在这一年，明治政府向西方派出了庞大的使节团，在英国，大久保利通被漫天浓烟的工业化震慑，回国后，他坚持政府的当务之急是应当修建铁路、兴办工业。但西乡隆盛却沉浸在他传统又保守的的生活方式里。作为陆军大将兼参议，他每月工资是500日元，但他的生活只需要15元，剩余工资就放在客厅的架子上，任人拿取。还有一次，他与新政府的阁僚一起在官署就餐。当饭团不小心落在地上时，他吹掉上面的砂粒，若无其事地吃掉——他始终认为沉迷西方的生活方式不应该是一个武士的兴趣。
大久保利通像，在明治维新之后，他成了西乡隆盛在政坛上最激烈的反对者。
事实上，西乡隆盛不是一位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与建设一个近代化的日本相比，他更关心下级武士的想法，并尽可能地试图代表这个没落阶层的利益。他迫使藩主交出了地方政权，并通过土地、教育和地租改革强化中央政府的地位，也正是为了铲平旧的上层建筑，给下级武士更多发挥作用的舞台。然而社会的剧变注定是痛苦的，明治初年的新政，并没有缓解武士的危机，而西乡自己很快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局面。
1872年之后，人们看到西乡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一面支持改革，一面阻挠改革。在他看来，大久保利通的“殖产兴业”政策简直是在浪费。对棘手的税收问题，他束手无策，认为必须通过对邻国朝鲜发动战争才能解决。由此诞生了“征韩论”，此提案一出，内阁哗然，大臣间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作为主要反对者，大久保利通认为，政府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财政紧张，在根基未稳的情况下发动对外战争，这无异于以卵击石的冒险。
《征韩议论图》，这次分歧为日本历史上的最后一次内战埋下了伏笔。
明治政府迅速走向分裂。西乡隆盛咒骂大久保是“萨摩最大的懦夫”，认为他自从回国之后便辱没了武士的身份。而西乡之所以鼓吹战争，原因又不在于天生好战，而是如果不能通过对外战争缓解社会矛盾，那么武士的地位将十分危险。在明治时期的财政支出中，约三分之一被用于支付武士的薪俸，由此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为平衡收支，这种特权就必须废除，对西乡隆盛而言，这令他完全无法接受。他参加明治维新并非出于对现代化的向往，而是为了帮助和他一样一贫如洗的下级武士改变身份。但在改革之后，这个群体的境遇却更为潦倒，尤其是1876年之后，政府强制推行了“秩禄处分”，武士的年金被废除，同时被剥夺的还有佩刀等特权。1874年6月，在因政治冲突离开东京之后，西乡隆盛开始在鹿儿岛（原萨摩藩）经营“私学校”。这些学校实际是割据一方的武装结社。由于西乡隆盛的地位和声望，私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他们既不向东京上缴税金，也抵制政府的各项社会改革。面对这种情况，1877年1月，大久保利通政府派人潜入鹿儿岛进行调查，这次行动宣告失败，并很快成了西南战争的导火线。
西南战争
1877年2月5日，鹿儿岛私学校开始招兵，由此组成的叛军也被称为“萨（摩）军”。按照战前制定的进攻策略：他们将首先攻击并占领九州的核心——熊本，然后以此为基础在日本西南部形成割据，等待各地的武士群起响应。但他们完全低估了政府军的实力，蜂拥出动的萨军虽然声势浩大，但由于缺乏攻城武器，在熊本城下屡战屡败。到24日晚，进攻的势头减弱，变为一场持久的围困战。对于萨摩军来说，胜利的机会就这样与其失之交臂。
《鹿儿岛暴徒出阵图》，反映了
当获悉西乡隆盛叛乱的消息后，政府军迅速完成了增员：参战政府军的人数超过了6万人，还包括海军的一整支舰队。
获悉西乡隆盛叛乱之后，在港口集结的、全副西式装备的日本政府军。
萨军停止强攻熊本城之后转而挥兵北进，而政府军则从九州北部的福冈南下，双方在高濑展开激战，呐喊之声与炮声混杂，震天动地。和《最后的武士》描写的不同，萨军也装备了大量的步枪，只不过重炮数量比政府军少，而且后勤补给情况更差。激战当中，萨军得力战将、西乡隆盛的弟弟西乡小兵卫战死。萨军不得不向南败退。
接下来的吉次之战中，交锋激烈残酷。史书记载，两军所费弹丸数十万发，堡垒壕沟，延及数百里之间，为弹夹所盖，死尸纵横。在后来被称为“地狱脊”的战场上，萨军主将筱原国干中弹身亡，政府军指挥官野津道贯也险些丧生。
法国《Le Monde illustre》画报描绘的萨军指挥部，可见其中仍有大量成员身着武士铠甲。
吉次之战之后，双方又在田原坂展开激战。田原坂是丘陵地带，顶部凹进，恰似胸墙壁垒，断崖绝壁，易守难攻。开战之后，政府军突入萨军前沿，登上坡道，受到了萨军居高临下的猛烈射击，陷入了进必伤、退必死的境地。殊死的战斗历时十七天，直到当地因萨军弹药缺乏、战术拙劣而宣告失守。
至此，萨军不得不面对毫无希望的局势。当前线激正酣之时，另一支政府军其背后登陆，使其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地。大势已去，西乡隆盛只好向鹿儿岛境内撤退，政府军一路尾随，在四面楚歌声中，最后的武士末日将至。
最后的武士
8月14日，西乡指挥全军在可爱岳同政府军展开决战。此时的萨军已经被围困在方圆一里的峡谷中，走投无路的西乡销毁了起兵以来的各种文件。有人不解，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西乡笑着回答：“今百事瓦解，皆已无用，付之灰烬，扫我尘垢耳。”
走投无路之下，西乡率队登上可爱岳，开始突围，半月时间，他行程百里，无奈政府军部署严密，整个地区堡垒、栅栏和壕沟密如蛛网，并有哨兵日夜把守。1877年9月23日，秋风骤起，月光下的海面凄凄冷冷，武士们最后一次把酒当歌：“露水尚有草叶可以栖身，而世间却无我等容身之所。”
当旭日初升之时，政府军被眼前的景象震惊。西乡隆盛和将领们从藏身的洞窟中走出，身着便装，挥武士刀，前方是一片山坡，坡路尽头是由政府军建造的堡垒工事。从一开始，他们的进攻就毫无希望可言，即便冲到堡垒附近，也很难越过坚固的工事。一时间弹如雨下，许多武士中弹身亡，另一些则在路边剖腹自尽。西乡被人簇拥着继续前进，身中两弹。他用手撑起身躯，对身边的别府晋介大声喊：“晋介，就在此处动手吧！”
前天夜里，西乡自知必死，要求旁人在关键时刻砍下自己的头颅，现在他认为时机已到。别府含泪，待西乡切腹后，仰天大呼斩下了西乡的首级。追随的武士们眼见西乡死去，泪流满面，纷纷在道边拔刀自戕。
西南战争结束后，长崎一位僧人作诗说：“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这首诗，正切中了西乡及其追随者的心境。最后一战，萨军残部全军覆灭，战死者多达一百六十余人。
后人在西乡隆盛自杀之地树立的纪念碑，碑上的“南洲翁”三字是西乡隆盛的别号和笔名。
由鹿儿岛士族发动的“西南战争”至此划上句号，其历时两百天，影响达于整个九州，导致政府军6800人阵亡，9000余人负伤；萨军也有多达6500余人战死。作为近代日本史上规模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场内战，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两种不同政治观点——即建立以武士为核心的天皇制国家还是以近代政府为核心的君主立宪制国家——的冲突。而西乡隆盛自尽之时，也被视为武士时代的终结。
西乡隆盛在当时被定为“叛逆”，但依旧被人们视为武士道精神的典型，后来明治政府在1893年为他恢复名誉。而他的政敌大久保利通则被认为是老奸巨猾之徒——1878年5月14日，大久保利通在东京被崇拜西乡的武士刺死。
当然，人们对西乡隆盛在“西南战争”中的表现也充满了疑惑，这样一个以“忠君”自况的人，为何会公然举兵对抗中央？他在“西南战争”中的表现也令人诧异。据西乡隆盛的亲兵回忆，除了战死时，他极少亲临沙场。即使两军交锋正酣，他对打猎的兴趣也远胜于战斗本身。对胜利或失败，他不置可否；举兵后，他辗转不定、行踪飘忽。
如果以上属实，那么至少可以这样说，西乡隆盛并非叛乱的实际指挥者，他只是在刻意寻求死亡，并且在万念俱灰之后，在一场毫无希望的挣扎中领导了一支孤注一掷的军队。他在鹿儿岛太有人气，太有威信，太有魅力——作为偶像，西乡是叛军需要的，而且他也乐意这样做。无论今天怎样评说，至少对战死沙场一事，西乡本人称得上无怨无悔。
位于东京上野公园的西乡隆盛铜像，西乡生前不喜摄影，因此雕塑家只能通过其亲属和后人的描述还原其相貌。也正是因此，在雕塑落成时，其遗孀曾表示：“我丈夫根本不是这个样子。”
至今，他的铜像仍树立在东京上野公园，受到公众的缅怀与敬仰，碑文评价他为“代表日本的伟人”，而发动叛乱的事实则被一笔带过；但同时，日本人的感情又是复杂的，民间始终存在这样一种说法，之所以供奉西乡隆盛的铜像，是为了防止他的怨灵返回人间作祟。而对西乡的态度也充当了日本民族精神的写照，人们怀缅他，是因为他始终恪守武士的信条，忠诚、单纯、粗犷且坚定——这种精神象征着近代日本；人们又之所以保持距离，也源于他的武士身份，他好斗、顽固且抵制现代文明，这些带来了他的死亡，也在1945年给旧日本帝国带来了毁灭。或许可以套用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的看法，这种矛盾心态实际是保守与现代、民族与世界之间的进退两难，没有它们，就不会有今天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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