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何时起，我们有了三国猛将能1挑1000的错觉？

　　武将，始终是三国游戏中离不开的要素——而以相关设定论，上述游戏基本可以被分为两类，其代表我们非常熟悉：其中一类是光荣的《三国志》系列和国产策略手游《三国志2017》为，在这些游戏中，武将往往身居后方，更像是部队战斗力的倍增器；而另一类游戏中，武将则充当着战场的核心，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真三国无双》和《三国群英传》系列——在这些游戏中，武将几乎是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可以一人横扫整个地图。同样，在这类游戏中，战争的形式也极为“别具一格”：其中的亮点除了“无双割草”，还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武将对决——诚然，大家都知道，上述表现手法有虚构的成分，但事实上，它确实在影响着我们的认识，至少，不少人认为决定了战斗成败的因素是那些将军们的个人武力；另外，这些表现手法其实历史相当悠久，大概可以追溯到至少七百年前。

既然错觉来自于武将单挑，那么，这桥段是何时开始流行的？

　　先来说单挑，它也是各种游戏中的重头戏，也正是这些桥段让我们相信，一名优秀的武将足以解决100名大众脸的杂兵。对于这一设定的根源，大部分游戏开发者都会拿出一本书——《三国演义》，其中的武将之间的对决有300场以上，而这些对决又决定着一场战斗的成败。毫不奇怪，也正是因此，我们会产生武将的战斗力产生过高的认识，以及其能决定一场战斗的错觉。

　　但真实的情况也许有些让人失望，在《三国志》和《英雄记》等严肃向的史书中，提到的武将vs武将的战斗其实不超过15次。而且以实际情况论，也极少有《演义》中双方排好阵势、然后捉对厮杀的情况。相反，历史上更多的情况是，当两军交战时，一方的大将利用混乱，趁机突入敌人军营，趁机将对手一举击毙。至于如今为人津津乐道的三英战吕布、温酒斩华雄等桥段，也都是演义中的虚构。

　　既然单挑的情况鲜见于历史，那为何它们会成为游戏/小说中的常见桥段？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其实是迎合了读者的需要——比如对英雄的崇拜。

　　如果对“单挑”的历史划一个上线，它们大概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的“致师”。这种仪式要求战斗打响前，双方各派出一名勇士驾驶战车直冲敌军阵营，并在斩杀一名敌军将领后返回本阵——它的意义非常简单，就是鼓舞士气，并挑起己方兵士的好战心态。尽管在后来，由于战争形式的演变，“致师”早已不再是战前的保留项目，并逐渐成了一种展示勇武的仪式，至于“单挑”，则成了其最主要的演变形态。

　　从某种程度上说，“致师”更像是周朝时代军事礼仪的遗存，随着战术的发展，它已经显得非常过时，到三国时代已经成了绝对的“非主流”，那么人们难免会提出疑问：为什么在游戏中，单挑是如此盛行？这主要是受到了《三国演义》的影响，如果进一步追根溯源，它又与《三国演义》的蓝本——《三国志平话》有关，在该书中，单挑所占的比重几乎达到了无可附加的地步，甚至让整个作品与武侠小说毫无区别。

　　《三国志平话》问世于元代，其中许多桥段明显受到了戏剧的启发，而这一点也成了其中单挑场面众多的根源。和今天的电影/游戏不同，在当时的戏剧中，对战争场面的表现往往非常抽象——换句话说，原本万人对战的大场面，在戏剧舞台上，最终往往会被简化成两名主将的对决。同时，为在上述场面中表现战斗的激烈，演员还会做出各种夸张的动作，这令他们和周围的龙套形成了鲜明对比。

　　以上的一切，让观众得到了一种心理暗示——在当年的战争中，兵士的作用往往无关轻重，只有主将才是真正的战斗力。它们的影响是如此深远，甚至从《三国志平话》、《三国演义》，一直延伸到了今天的电子游戏。

三国时代的武将，面对杂兵的优势究竟多大？

　　如前所述，在历史上，将领亲自冲锋陷阵的事例都非常有限，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个问题，三国时代武将的战斗力究竟如何，其中有没有一个可靠的衡量标准？

　　事实上，虽然当年的武将极少亲自上阵搏杀，但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对一的交锋中，他们的战斗力明显要高于普通的士兵，这一点源自他们拥有的亲兵、盔甲、战马和作战经验：作为军队之中价值最高的人员，主将势必会得到妥善的保护，以应各种危险。以上这些，可以保证将领在遭遇敌军步兵时，拥有基本的安全。

　　事实上，在三国时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并不是所有士卒都能得到妥善的装备，比如说铠甲，在曹操的《军策令》中，就记录过其早年尴尬的处境：“袁本初（袁绍）铠万领，吾大铠二十领，本初马铠三百具，吾不能有十具。”换句话说，即使是势力雄厚的袁绍，其拥有铠甲也只能装备将官和少量士兵。鉴于曹操在起兵时有兖州大族的支持，但后勤状况仍然如此糟糕，三国时代兵士的处境也可见一斑，至于历史上的边缘势力，如陶谦、孔融、公孙瓒等，其部下的装备可能就更为糟糕。

　　对只有一件外套护身的新兵，即使有机会撞见敌军将领，战而胜之的可能显然是微乎其微的：在当时的条件下，武将在有铠甲护身后，即使算不上刀枪不入，也至少可以在乱军中获得更多周旋的机会。按照现有文献的记载，三国时代，武将在战阵上都会披挂重甲，而在体能允许、局势又特别危急时，他们甚至会穿戴两重重铠，以增加生还的概率。

　　三国时代的铠甲大体有四种形制，即襦铠、两当铠、筒袖铠和盆领铠。这些铠甲大多由铁片/钢片编织而成，内部还有皮革以起到防护和缓冲的作用。而在上述铠甲当中，前两者基本属于轻铠的范畴，只能保护穿戴者躯体的正面和背后，而后两者则更接近重铠，其中尤以盆领铠为甚，其覆盖的区域从穿戴者的脖颈一直延伸到了下半身。

　　虽然上述铠甲在结构上不尽相同，但对当时常见的武器，如刀、长戟和弓弩，它们基本可以保护穿戴者免受致命伤，这也是为后者提供了更多杀敌的机会。另外，与普通士兵相比，武将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他们骑乘的战马，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战马还得到了马铠的保护，这使得步兵很难对其发动致命一击。

　　由于战马自身的机动性，在条件理想的情况下，他们完全可以决定何时交战或者撤退——这也让他们可以抓住最有利的作战机会。另外，在近距离的交战中，骑手的战术优势也不言而喻。在展开冲击时，战马的体格和速度将给步兵带来巨大的震撼，这使得他们陷入混乱，不仅如此，在迎战时，他们脆弱的头颈也直接暴露在了锋刃之下，这令他们生还的机会微乎其微。也正是因此，在当时，步兵要想阻止骑兵的攻击往往需要周密的准备（比如在暗处布置伏兵，或修建工事），一旦防御措施不到位，迎接他们往往会是灭顶之灾。

　　装备上的种种优势，使武将在面对少量杂兵时，大体可以做到有恃无恐。另外，与普通士兵相比，他们还有着更丰富的作战经验和更出色的身体素质，这些都会在小规模的交战中带来优势，并帮助其在战场上化险为夷。事实上，如果分析三国时代武将的生平，我们会发现，他们的出身大体可以被分为两类：其中一类出身行伍，并因为在战斗中表现优异而获得提拔，而另一类则出身于豪强之家，并且很早就开始带领队伍。

　　在前一类武将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吕布和赵云。在《三国志》等史书中，对他们的出身只有草草几笔，这表明他们绝非来自显贵之家——因为按照当时的叙事习惯，对于家世显赫者，史书中都会专门的着墨。比如，在袁绍的传记中，就在开头部分提到他“高祖父安，为汉司徒。自安以下四世居三公位，由是势倾天下”；至于另一些的出身虽然并非特别显贵，但也通常会对其先祖的地位有详细的描述，比如说诸葛亮，在其传记的开篇就提到：“诸葛亮字孔明，琅邪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后也。父圭，字君贡，汉末为太山都丞”。

　　但另一面，在吕布、赵云等人的传记中，相关的记录则是一片空白，这表明他们极有可能出身于贫寒之家——后来，他们之所以获得提拔，则完全是因为战场上的优异表现。先来说吕布，他是五原郡九原县人，在东汉的版图中，当地已经非常靠近北部边境。在东汉末期，随着国力衰退，北方的边防也相当空虚，而在吕布所在的五原郡，匈奴的骚扰更是此起彼伏，也正是在此期间，吕布因为武勇得到了郡守丁原的赏识，先是被任命为主簿，后来凭借战功晋升为骑都尉，也就是郡内的骑兵指挥官。

　　同样，赵云的出身也与之大致类似，他生于今天河北中部的常山郡，在黄巾之乱期间受到百姓推举，率领义兵投奔公孙瓒。随后，他又成为公孙瓒麾下精锐“白马义从”的成员。这支部队在史书上也有极高的曝光率，并参加了同北方少数民族以及袁绍等势力的战斗。

　　作为精锐部队的成员，从体格等角度论，这些将领无疑是出类拔萃的，另外，频繁的战斗也给了他们极大的锻炼。虽然后来由于职责所在，他们更多是在后方指挥整个战局，但在史书上，他们也留下了不少亲自冲锋陷阵的经历。比如219年、刘备与曹操争夺汉中期间，赵云就曾亲自率领几十名骑兵突击过曹军的先头部队，并救回了负伤的部下；同样，吕布也曾多次出马，身先士卒击溃了敌方军队。

　　上述事例意味着，这类武将确实有着高超的作战素养，但同时，正如我们所见，他们其实极少单打独斗，就以前面提到的赵云和吕布为例，在其冲锋陷阵的记录中，史书其实都提到，其周围一定的亲兵作为掩护，而这些亲兵的装备往往是最精良的，可以被看做是决定战局的重要砝码。换句话说，真正在战场上能做到“以一敌百”乃至“以一当千”的，其实不是这些武将自己，而是他们指挥的一小支精锐队伍。只是在后来，作为史书上的配角，这些亲兵的作用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只有武将本人的事迹流了下来，这一点再和民间的传说相结合，最终造就了将军们以一当千的神话，并成了后来小说和游戏中各种情节的源头。

为什么文艺作品会主动对武将施加Buff？

　　至于前面提到的另一类将领，在战斗经验上其实完全不及行伍出身的职业军人，其成为将领的原因非常简单：他们是群雄的代理人，彼此间有着利益交换。具体而言，他们可能是某个地区的豪强大族，并在军阀混战中投靠了一方势力，以进行某种政治上的交换；他们也可能是群雄的亲信，并在军队中扮演着命令的执行者。换言之，这些将领之所以拥有军事指挥权，并不是作战能力特别突出，而是他们拥有的影响力，或是对上级的绝对忠诚。

　　但出于剧情上的安排，他们还是有不少人被各种作品塑造成了猛将。这一点最明显的，莫过于《三国演义》中的夏侯惇和夏侯渊，在《三国志》中，他们的主要角色并不是猛将，而是曹操本人的亲信。另外，如果审视相关的记录，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极少冲锋陷阵，甚至军事素养也少有亮点。

　　在这方面，夏侯惇的例子尤其明显，在《三国演义》中，他单挑过吕布，击杀过徐荣，即使在一只眼睛被射瞎之后，还杀死了吕布的部将曹性。但历史上的夏侯惇则完全不同，他并非以勇武见长，在《三国志》中，其作战也是以败绩居多。相反，其历史上的成就更多体现经营大后方上，比如说，他在担任陈留太守期间修建了太寿陂，将数千亩荒地变成了良田；而在官渡之战中，他实际是帮助曹操管理着黄河以南的地区，并为胜利提供了后勤保证。

　　同样的情况对夏侯渊也完全适用，《三国演义》中对他的描述是“弓马娴熟”，并站杀过龚都、成宜、杨任三名敌将，但在正史中，对其亲自冲锋陷阵的描绘却极少。不仅如此，此人的军事素养也值得怀疑。在定军山一战中，夏侯渊带领士兵离开大营，试图修补受损的鹿角，结果在混乱中被黄忠斩杀。曹操在《军策令》中就曾说：“渊本非能用兵也……为督帅尚不当亲战，况补鹿角乎！”这实际也是在批评，其犯下的错误实际相当低级。

　　这种修改的原因主要在于剧情安排，它们实际是在为“单挑”和“无双”服务：毕竟，在文学作品中，它们始终是一个章节的亮点所在——它们能打破沉闷的叙事，勾起观众的兴趣，进而提升作品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作为一部历史类小说，其受到的制约又相当多，比如不能让史实出现错乱，或者让历史人物提前登场等。

　　此时，为保证故事足够诱人，作者们只能修改一些武将的属性：夏侯惇、夏侯渊兄弟就是其中的代表。因为按照《三国演义》的逻辑，一个势力的兴起，往往与麾下有众多骁将有密切关系，但另一方面，在曹操起兵之初，其得力干将只有夏侯氏兄弟、曹洪、曹仁等几人——在正史上，他们的个人武力都少有亮点。如果以历史为蓝本来写《演义》，那么，曹操的崛起就显得很不合理，而且在相关的章节中，也会缺乏相应的高潮段落，从而形成一个艺术上的困局。

　　在这种情况下，夏侯氏兄弟实际是被强行筛选了出来，进而获得了战斗力的Buff。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另一批武将上，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在史书上记录甚少，但在《演义》中却表现高调——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董卓的部将华雄，在历史上，他只是一个“骑督”，也就是中下级的骑兵指挥官，但《演义》中却有了万夫不当之勇。当然，论具体原因，他们又和夏侯氏兄弟略有差异，小说里渲染这些人的勇武，固然为了创造更多的“单挑”环节，但也是为了衬托主要角色的伟岸——既然华雄都能连斩祖茂、俞涉、潘凤等三员大将，那么，斩杀华雄的关羽，就一定是宛如战神下凡了。

结语

　　和许多历史人物一样，在过去1800年来，三国武将的形象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他们已经从当年的将军和武士，变成了如今的英雄和战神，同时，人们也一直是在根据自身的需求，不断对其事迹进行着演绎，这也是为什么，与史书中脸谱化的记录相比，今天我们眼中的三国武将反而更有血有肉。

　　这一点，也在各种作品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无论是光荣的《真三国无双》系列，或是最新的国产策略手游《三国志2017》，每一种作品都在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对其进行书写——不管其中武将究竟是足以横扫千军，还是仅仅为大军提供了战斗力加成，这种多元化的解读并不仅没有让历史被扭曲，反而构成了三国游戏风靡至今的原因——因为在其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对其进行诠释，而这些诠释，又不断丰富着三国系列的内涵，并令其成了一座丰富多彩的文化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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