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企业,岂能“嫌贫爱富”

杜晨薇

优化营商环境,各地、各部门这两年都在寻找自己的着力点。有些非经济部门,原本常年不需要和企业打交道,现在也纷纷在职权范围内出台相关政策举措,或推出有关服务,许多都得到企业欢迎。不过也有企业反映,一些政府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只盯着大企业、大项目,更渴望被关注的中小企业却无法享受,政策的公平性和普惠性有待进一步提升。

“全民”为营商服务做贡献,这种意识必须点赞。要知道,营商环境本来就是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土地政策、税收政策是,融资服务、人力资源服务也是,有时候街角的小卖部,路边的小花园也都有贡献。唯有整体动员,才能从根本上改善一座城市的营商环境。

不过,服务主体多了,政策体量大了,有些现象开始显露出来。其中最显著的、也最该警惕的,恐怕就是服务中隐含的“嫌贫爱富”倾向——越是大企业、500强企业,得到的各方关注越多,享受各个部门的支持越多。中小企业,尽管是中国实体经济的基座底盘,得到的雪中送炭式的关爱却远远不够。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面上来看无外乎三种。其一,相关部门对企业的走访调研还不到位。走访量不够,收集到的问题就不免有偏颇,缺乏共性。因此政策和服务推出以后,和企业的实际需求匹配不上,自然也就没了应用场景。政策一旦沉默,就相当于没有政策。

其二,一些部门在服务中抱着搭“样板房”的心态,满足于那些可以写进小结报告里的成功案例。于是,意识决定行动,“样板房”往往就建在一些地方纳税大户或明星企业。结果就出现大企业明明已经享受了类似的服务,多个部门又追着来给政策升级,真正需要服务的中小企业,反而因为规模不够、政策示范效应不明显,被排除在政府服务的视线之外,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其三,一些政策是有创新性的、试点意义的,或者存在一定的试错风险,这时,政府部门往往选择优先给一些信用评级更高、承诺有效性更强的大企业。这样做当然有它的道理。一般来说,大企业的抗压能力和规模效应,会让政策更好地“试”出效果,或者“试”出需要修正的细节,从而帮助政府优化工作流程。

不过,问题常常出现在后道环节。一些政策和服务在大企业“试”完后,居然就变成了绝版,成了这家大企业独自享有的优惠。真正热切渴望的中小企业,眼巴巴看着政策出台的新闻,却等不到它落地在自己身上。其实,一味怕出错,或者以避免犯错、规避风险为借口,不敢进一步推广政策,本身也说明有关部门缺乏担当,是另一种“懒政”的表现。

“嫌贫爱富”的政策,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复杂的。短期来看,政策的供需错配有可能加速某个行业领域的分化,让中小企业更快失去市场竞争力,从而产生“马太效应”,强的越强、弱的越弱,可能导致整个行业的发展失去可持续的弹性与韧性,更不要说在政策引导下创新发展了。

如果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一些,也不难发现,一旦政策和服务总是仅触达零星几家大企业而忽视中小企业,不仅有可能扼杀一些中小企业的潜力,还有可能改变社会预期和行为,让中小企业觉得只有靠找人、托关系、在政府面前刷存在感,才能博取更多平等关注,这又可能滋生新的寻租空间。

其实,待人接物和服务企业,有些内在逻辑是一样的,很朴素——不“势利”,不“趋炎”,公开、公平、公正。对个体来说,这样才能交到真朋友;对一座城市来说,这样才能吸引好企业近悦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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